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种类丰盛,是两国外交的主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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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使金梯自宋回国,带回的是宋朝皇帝的五道“帝敕”,而非“诏书”。而在宋丽关系开展的初期,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多则为“诏书”或“造书”,而高丽回给宋朝的外交文书则多为“表”。要理解宋丽复交后两边关系的开展特征,莫过于领会二者之间往来的外交文书。

宋代根据文书对象和目标差别,分为差别的品种。实宗期间,翰林学士杨亿曾列举了20多种文词:“拜免王公将相妃主曰造,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事曰敕榜,大号令曰御札,赐五品官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此中涉及外交文书的次要是国书、造、诏、敕书和口宣等,因利用规格的差别,格局及措辞也判然不同。

一、宋朝外交文书的分类

国书。宋辽之间往来的文书称“国书”,而宋与其它国度的文书则为“诏”、“造书”或“敕”。澶渊之盟后宋辽成立对等关系,国书做为宋辽间一种礼仪性文书,有着固定的格局,特殊讲究标准性。

造。又称“造书”。宋代的造书次要用于“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造。”北宋在处置辽那种较为对等的外系之外,常通过加封的形式来处置与其他政权的关系,如北宋曾在982年、983年遣使高丽,并带往两封造书《王他封高丽国王造》、《高丽国王王仙检校太傅加食邑造》用以加封高丽国王。

诏。诏书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此中对外文书的内容多为恩赐或戒喻相邻政权,次要是藩属国。如承平兴国七年的《王治拜官封高丽国王诏》、雍熙二年的《北伐遣使谕高丽诏》、元丰三年的《赐高丽国王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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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敕包罗“敕榜”和“敕书”,用于戒敕百官军民和处置大事、嘉奖告喻。敕榜一般来说,很少针对外事。但在十分的时候,如在非政治外交关系的情状下,朝廷也会以敕书对外停止告喻、恩赐。

宋神宗年间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形式多为敕书,如高丽史金悌自宋回国,带回的是宋朝皇帝的五道“帝敕”。类似的还有还有《权赐高丽国是王徽起居回敕书》、《进奉回赐书》、《申奏设斋圣寿敕书》、《进奉乐器敕书》、《谢医药进奉敕书》、《就遣乐人吹打敕书》等等。

口宣。“口宣”者,君谕臣之词也。古代是使者代宣王者之言,至宋起头,就“撰为偭语,使人宣于其第者也。”以示待下之礼愈厚。宋代的口宣包罗:宣召进见和宣劳锡赐。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文书“牒”,或称“文移”,又称为移牒,一般是因外交照会而发出。那种“牒”次要用于两国政府互通外交和军事信息的,是一种多以边境处所政府名义所停止的一种较为正式的外交通信,它适用于处置一般性外交事务。如元宝年间,元昊侵宋边境,宋朝褫夺了赠与的封号,并赏格捕斩元昊。

北宋将对西夏停止军事动作之时,起首移牒辽国,以制止其有所误会。那种文牒凡是亦次要用于边境机构对中心政府对外政策的贯彻和传达。如1069年,高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表达通好之意。此外,两国如发作纠纷也多是通过移牒来处理。

比拟较而言,造利用严厉级别更高,诏书次之,敕书则更低。北宋期间,除了辽、金之外,宋给与其他国度的外交文书并不是国书,而是诏书或敕书。因为在传统的朝贡关系中,中原王朝以封爵君号或王号来认定朝贡国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次序中的地位,而那些国度承受中国的封号后,就表达与中国皇帝成立了君臣关系。

就宋朝而言,经常往来的朝贡国远没有唐朝期间那么多,宋朝在那种关系中并没有占据收配地位,只是以名义上的称号,凸起做为中华正同一贯的“高尚”地位。基于那种关系,宋朝与之往来的外交文书就是以诏书或敕书的形式那些文书与中国国内同级官员所收到的文书是不异的,因为在宋朝统治者看来,朝贡国君主承受中国皇帝的封号,就意味着其处于中国的世界次序及权要系统之中了。

宋丽关系开展的前期,宋与高丽之外交文书多为造书或诏书,而复交之后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多为敕书,鲜见诏书,不再有造书。从外交文书规格及内容的改变,可对宋丽关系的改变窥见一斑。

二、宋与高丽外交文书内容的改变

宋丽间的外交文书多由使者间接传达,亦有宋商代为传达。笔者根据宋与高丽外交文书的往来将其关系分为三个期间。第一期间自962年始至994年,那一期间的宋丽关系为传统罗唐关系的延续,是较为典型的朝贡关系;第二期间自995年始至1068年,那一期间因为辽关于宋丽关系的介进,宋丽关系较为疏淡以至处于绝交形态;第三期间自1068年至北宋消亡,从头恢复的宋丽关系平稳开展,经济文化交换颇为密切。

第一期间,宋与高丽外交文书的内容多为封爵及加封高丽国王,履行上国关于朝贡国的义务。因为东北亚大陆时局的改变,宋对高丽的立场也不竭改变。

963年,宋太祖赐高丽国王造:“高丽国王昭,日边钟粹,辽左推雄,习莫子之余风,抚墨蒙之旧俗,而能占云候海,奉贽充庭,言念倾输,实深嘉尚。……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那篇造书实为宋朝开展对外关系形式上的文书,但从满篇的溢美之词中不难看出宋朝关于高丽充满好感,比之后来一些刻板的诏书,显得生动实在许多。

978年宋太宗遣使高丽:“……用加王爵之封,克逃先正之美,可光禄医生、检校太保、持节玄冤州都督、天顺军使,封高丽疆土,食邑三千户。”类似的还有《高丽国王仙检校太傅加食邑造》:“……天顺军使、光禄医生、检校太保、持节玄英州都督、上柱国、高丽国王、食邑三千户王仙,……勤恳备至,奖励不忘,宜举宠章,以显忠烈。可检校太傅,加食邑一千户。”那些文书都在必定高丽与中原王朝连结的传统关系的根底上,高度赞誉高丽国王的忠纯贤能,并对高丽国王停止加封。

宋太宗起首表白宋朝才是中华之正统,继而又赞高丽为礼让之邦与中国书同文,并传承中华文化,虽远隔大海亦来宋朝贡。之后又提到高丽固执对抗外族,誓保山河之勇气。看之以后的开展态势可知,此次遣使加封高丽国王,实为之后联丽之政策的施行做展垫。所以在此封诏书中,宋朝统治者授予高丽国王的称号为有宋一代之最,那足够表白了宋朝对宋丽关系的重视。

宋朝诏书高丽后,高丽“拖延未即奉诏”宋朝便恩威并施,催促高丽出兵。固然高丽不情愿收兵相助,但亦怕得功宋朝,不能不屯兵于辽丽边境。宋朝起首申明燕云之地乃应回宋所有,出师伐辽乃名正言顺。高丽亦可趁此一泄对辽的愤慨之情。宋明白提出了协做战术与目标“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并许诺俘获的一切战利品全数发放给高丽将士。

因为高丽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从心理上天然倾向于宋朝。但从国度利益来讲,高丽其实不愿卷进宋辽战争。但宋时为高丽上国,高丽有收兵相助的义务。那篇诏书的语气和措辞与之前大有差别。韩国华出使高丽,欲成立宋丽军事联盟,配合伐辽。

固在那篇文书中,宋朝一改之前较为温暖的口吻,用带有号令式的口吻,以急迫而严厉的措辞,催促高丽收兵联宋。宋太宗朝,频繁遣使高丽并封爵或加封高丽国王,其目标不过乎是说服高丽收兵与之夹击辽军。

宋丽关系开展的初期,外交文书形式多为级别较高的造书或诏书,内容以封爵加恩为主,其特征是在固定的文书形式下充满了溢美之辞。无论在外交文书在形式上仍是内容上,均表现出了其二者之间政治上臣属为前提的传统朝贡关系。此一期间,高丽青鸟使来宋的次数,远远高于宋使往高丽的次数。高丽国人思慕华风,明显闪现出其近宋朝而远辽朝之态势。

跟着宋朝对外政策的改变,加之辽强大军事力量关于高丽的压力,宋丽之间的一般往来被打断。宋丽关系的第二期间,宋丽关系进进疏淡期,宋朝再无赐与高丽任何正式的诏书。

1068年前,宋丽两边起头积极谋求复交。宋神宗认为“高丽自古是君子之国,其王亦是贤王”,且高丽为礼节之邦其文化程度较高,故“每赐书诏,必选词臣著撰,而择其善者。”神宗对高丽的慎重立场不只于此,还表示在选派使节上,“所遣使者,其书状官必召赴中书,试以文,乃遣之”。

复交之后宋丽间往来的文书起头闪现出新的特征,其内容不再是单纯的形式上的封爵或加封,而是更重视现实。如宋丽恢复正式关系时,金悌带回高丽的五道敕书,有目共睹,其传达的内容与精神亦深入影响了之后的文书往来。

较之宋丽关系开展差别期间的外交文书,能够发现:初期的宋丽关系为传统罗唐关系的延续,外交文书皆为级别较高的造书或诏书,其内容多为形式上的封爵,措辞多有溢美之辞却稍显单一。在宋朝停止伐辽战争之时,还呈现了号令式的措辞较为强烈的文书,催促高丽出兵夹击辽朝。但之后,宋与高丽间不再呈现封爵形式的造书,诏书呈现次数也较少,多为级别稍低的敕书,其内容亦变得多姿多彩。

宋神宗常以温情的口吻,以温婉而关心的措辞书写文书。宋丽复交之后,髙丽与宋不再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高丽方面的外交文书仍与之前一样“奉表称臣”表示出对宋的尊重,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却不如之前那般言辞强烈而散发自信。但两边外交文书往来内容丰富多彩,那亦表现出复交后的宋丽关系正向多方面开展。

三、“误书辽年号”事务

1092年,高丽“李子威以宰相监校进宋表章,误书辽年号,宋朝却其表”。关于高丽误书辽年号那一事务,宋朝方面以退回其表章表达愤慨之意。其后,高丽国王命令撤职相关官员,以示惩戒。然而,1110年宋遣使出使高丽时,却一改畴前之立场,关于高丽奉辽正朔一事表达理解。

宋丽关系开展的前期,宋朝对高丽拥有正式的封爵权。但熙宁年间的宋丽复交,宋已失往对高丽的封爵权。高丽不断连结与辽朝的朝贡关系,奉辽正朔,利用辽的年号。高丽因受辽封爵,所以与辽之正规文书中利用的是辽年号。但除此之外,包罗与宋的文书,只书甲子罢了。诏书之中“权”字为“姑且、暂且”之意,代表宋对高丽拥有暂时的册命权。

总结

宋丽复交之后,宋在文书起始之时,书“敕权知高丽国王”的字样,无非是和为了保留大国颜面,那关于宋丽关系的开展实无所资。宋朝欲往掉诏书中的“权”字,其适用意颇深。那或许意味着宋对高丽在礼仪方面的升格,更或许是想从头恢复与高丽政治上的封爵关系。

1102年宋遣使至高丽“咨闻行册礼事”,高丽却以“地接大辽,久已禀行爵命正朔”为由婉拒。可见,高丽关于宋朝封爵一事,是不肯承受的。宋朝被迫陆续承受辽丽间的政治关系,并承认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误书辽年号”一事恰好阐明,宋丽固然复交,但却没有从头成立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辽丽关系才是本色上的以利用历法和年号为政治臣属的次要标记的朝贡关系。至此,宋也不能不承受宋丽间政治封爵关系无法正式成立那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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