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文
童年是一针疫苗，我已是接种者——瓦尔特·本雅明说。
那话从何说起呢？本雅明在其《柏林童年》的序文里说，当他在1932年不能不与柏林，那座他生长的城市做长久以至永久的告别时，他就起头又一次地回忆童年，童年的画面，在亡命岁月里“最能激起我的思乡之痛”——重视是“痛”而不是“安抚”。他的文思始末细腻、精准、持续不竭，他旋即进一步阐释“疫苗”的比方：“就像不成使接种的疫苗主宰安康的身体一样，那思念的感情同样也不该主宰我的精神。”如果被它主宰了呢？那么，“我”所回忆起的就都是列传性的偶尔事实，而如果不让它主宰，则“我”就能从“特有的社会开展的一定性”的角度来追想往日的光阴。
本雅明历来没有“小做品”。固然《柏林童年》里的每一则都如斯短小，最短的不超越千字，可是每一则读完，都能觉得它“morethan”它自己。他是用一种凸现“体味的深邃内蕴”的办法来书写的，与一般的回忆，一般的“轶事”、“掌故”性的书写完全差别。它要比纳博科夫那本绮丽的回忆录《说吧，记忆》沉得更深，以致于他的家人和儿时同伴的整个外描述貌，在此中都是看不见的；它与他最为推崇的做家之一——卡夫卡的风气是如斯类似，他的笔所涉及的人和事物，浑然好像出自印象派画家之手，被他小我“明显的体味印记”完全烙了印。
在写“西洋景”的时候，他没有用一句介绍性的话来叙说那一已成汗青的娱乐形式，我们只能领会到，看西洋景的人，坐在圆形的座位上，“通过两个洞口看看里面映如今远处黯然布景上的画面”，那画面里有山峦，有火车站的浓烟，有葡萄园的藤叶，它们只能反映某个美景佳处的片段，于是看景的孩子就决定第二天再来，只是从未实的来过。在写“迟到”的时候，他说，当他轻手轻脚地渐渐穿过走廊，朝本身的教室走往时，此外教室的门后传来的喃喃自语声，在“默默地撑持我”；在写“农贸市场”时，我们看不到任何泛泛概貌性的文句——“人声嘈杂”“吆饮声此起彼伏”之类——本雅明说，他穿越那个市场的体例，使得市场合有“凡是的画面变得模糊不清，以致于它不再具有本来买和卖的含义”。
最有意思的是“发高烧”。一般孩子城市听大人讲，在本身几岁的时候曾生了一次如何的病，烧到几摄氏度，大人是怎么赐顾帮衬的，送的什么病院，怎么治的病。于是，孩子日后的回忆便少不了那些信息。但本雅明的文章里没有那些。“发高烧”那个短语，于他而言似乎只是给一个事务偶尔取的一个名字，就好像一只猫被偶尔地定名为“猫”而不是“鸡蛋”，“往公园”被偶尔地定名为“往公园”而不是“食夜宵”一样。他不只逃述生病的过程，并且逃述本身从医生那里得知本身“生病”的过程；他把与发一次高烧有关的各类主看的碎片挠到手里，把它们连起来，读出来，并随时加进他就那些碎片的联想和评判，那联想和评判虽是过后性量的，却又散发出本雅明所逃求的那种“社会开展的一定性”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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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其实是必不成少的，如许我才会有一个纯净的心里。由此它成了如斯清爽、就像每晚展好床后等着我的那块没有一丝褶皱的床单那样干净。凡是都是妈妈为我展床。我躺在长沙发上，看着她如何将枕头和被子抖了抖，想着那些晚上先帮我洗浴，后又将晚餐放在瓷托盘上端到我床边的情形。从瓷托盘漆面下画着的野覆盆子枝叶群中钻出一个女人，吃力地迎风举着一面大旗，上有如许一句竞选标语：‘走到东，走到西，来到家里最欢喜。’”
把本雅明儿时的生活形态、场景、人物逐个勾勒出来——单是那件工做的兴趣，就足以吸引一位有大志的做家为他写列传了。虽然他的文字不容易读，有时还费解，但能够必定的是，他对童年有着非统一般的依恋。他的家庭在柏林算是一等一的豪富，他的父亲通过炒股拥有了万贯家资，本雅明和他翻译过的法国做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因为丰裕而不只接触到品种繁多、数量丰富的物量性的工具，更能超越用物量称心根本需求的层面，往深思事物的别致和小我体味的改变。无怪乎，在写到菜场的时候，本雅明连枚举蔬菜、鱼肉、瓜果的兴致都没有，他的存眷点完全在于声音、嗅觉、量感、色彩，把逛菜场酿成了一次感官的探险，当看到他用“被绒线裹着的大块头”来指代卖菜妇女，又描写妇女指点孩子走过“又滑又臭的小道”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可能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菜场都是差不多的，有着很类似的素质特征。
在普鲁斯特那里，最为人熟知的一点，就是他特殊频繁的描写进餐，详尽的水平比绣花犹有过之；本雅明却是对餐食不多提及，可是他们两个都曾对浩瀚的地点沉浸和玩味到如斯水平，只要一提起一个地名，就会情不自禁地滚滚不停。地名是一种高级的细节。同样是写农贸市场那一篇，本雅明一上来就讲：
“听到Markthhal那个词，人们起首想到的其实不合适农贸-市场（Markt-Hale）。不，那时有人将那个词念做“塔勒-边区”（Mark-Thale）。”
在任何一个处所，本地人城市用本身的办法来读出一个地名，外人可能一头雾水（我想起本身初到北京，在公交车上听售票员把“新街口豁口”读成“豁儿——”时的心绪）。但是，外人一旦搞大白了本地人到底在说什么，并试着模仿他们的发音，他就会感应跟那个处所的联络有所加深，他就不再是一个拿着地图的旅游者了：他在看到相关地名时，脑中会呈现声音，以至人们念那个地名时的容貌。柏林人念出的“Mark-Thalle”事实有何意味？我虽不得而知，可是本雅明提到的那个语言细节，也让我对柏林有了一点亲近感，因为我会料想，“Thalle”能否跟中欧那种闻名的银币“塔勒（Thale）”有关？
对本雅明来说，童年之所以是“疫苗”，不在于它能治愈什么，而在于它能被一次次回忆起，并一次次不竭地增加内容。他在翻译普鲁斯特的过程中学到了太多。在一则题为“马塞尔·普鲁斯特印象”的文章里，本雅明还记下了一道轶事：
普鲁斯特在出书《追想似水韶华》第一卷时，印刷厂送来了第一版，他逐字逐句地看，发现一个排版错误，立即动手批改。等印厂的人拿到退回的清样一看，几乎啼笑皆非：普鲁斯特借着批改的时机，又在页边空白处拉拉杂杂地写下了许多文字。——不是说普鲁斯特的记性有多么好，那里的亮点在于，他的记忆力是有创造性的，到达了能再造现实的水平。到了《柏林童年》里，本雅明有如许一句话，可算是总结普鲁斯特的办法：回忆就是一种才能，是对逝往的事物不竭加注。
正如他在《柏林童年》的序言里所说，1932年后他就彻底告别柏林了。那本书里的文章，也是1932年起头写，六年后根本落成。在柏林的最初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在做的一件事是播送。在那时的欧洲，播送是新媒体，引起了良多人的热情，许多节目做得巧妙而别致，而本雅明所在的那段时间，从德国媒体史上来看也是实正的黄金期间，文化自在、表达自在，通过电波节目得到了更好的表示。本雅明总共造造了大约90个播送节目，均匀每月都要做两三个，频次其实很高，而他固然对小我躲书和读过的书都做了清点，写成文字和目次，但并没有清点他的播送做品，后世的研究者很是费了一番时间，才搞清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内容，。
除了他最擅长的读书和文学主题的节目外，他有一类节目，是应电台台长之约造造的柏林城市主题。那固然会限造他的发扬，但也令他有时机开掘关于童年的记忆矿层。在一次节目中，他邀请听寡们，跟他一道跟着雷尔斯塔布和赫塞尔往城中漫步：路德维希·雷尔斯塔布和弗朗茨·赫塞尔，两人都是柏林土生土长的文人艺术家，雷尔斯塔布生于1799年，他写的音乐责备文章影响浩荡，间接促进了围绕古典音乐构成的德意志民族凝聚力，而赫塞尔是诗人和翻译家，和本雅明一样都是柏林犹太人，本雅明翻译普鲁斯特时与他协做，两人是兴趣相投的老友。那两位人物，在电台的听寡中也是有威信的，本雅明将他们对柏林的写做和本身的柏林记忆一路，体例成情境感十足的节目稿。
在一个猛烈的变局时代，将一些业已消逝的城市事物——好比西洋景之类——讲给听寡出格是孩子们听，是一件很天然的工作。不外本雅明所做的不行是介绍。声音以电波为前言，传到人的耳中和心中，固然播送电台要逃逐贸易利益，可是本雅明不会放过用它来理论小我审美抱负的时机。例如，在说到拍照馆的时候，他不只讲本身若何被大人带到一张阿尔卑斯山的光景前，扮出爬山的样子，或是戴上墨西哥式的宽檐凉帽，站到热带的树林前，他还启发听寡们根究，那种让人“假拆在XX”的摄影意味着什么。身为上流社会的孩子，他在率先享遭到科技朝上进步带来的重生事物的同时，也担任起了率先根究那些事物的使命。物和人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发作了急剧的改变，凭着一种犹太人的灵敏，本雅明发现，人不只被物所包抄，并且物在逃求人做出各类各样的姿势。
他深度根究过若何对孩子讲述柏林。他有良多期节目都在讲古老的故事，故事的仆人公不是伟大的将军、皇帝、草莽英雄或什么勇猛的布衣，而是骗子、盗匪、女巫之类。那些人很随便被遗忘，被掩盖，因为他们的存在是灰色的，跟险恶有关。女巫勾结魔鬼，对人施加咒骂，盗匪持械夺工具，骗子则以阴谋骗取财物……那些人的故事会对孩子构成如何的影响？出格惊人的是，那些人的受害者往往不是什么富人名人，不是贵族家的花花公子，而是那些贫苦线上的同情布衣。他们被耍得一愣一愣的，骗子到手后扬长而往。本雅明为什么要说那些人的故事？
当然不是为了普法和反诈。本雅明想说，那些人的功行和歹意，所反映出的是汗青的复杂和神异。生活是有多方面的，它的复杂性是深入而多彩的，我们对现实的熟悉要从复杂性的角度动身，仅仅持守那些简单而光亮的道德而不敷的。他告诉人们，像是巫师之所以处置险恶的办事，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从15世纪起头，教会筹谋了对巫师的虐待，并操纵政治和科学的论证使虐待合法。审讯女巫，本雅明说，那是最可怕的瘟疫，而20世纪的人类应该对那些被臭名化的“汗青弃儿”有猎奇，孩子们更应该由此得到比力清晰的现实意识。
那些故事中还有一类属于“现代题材”，那就是美国的禁酒和私酒斗争。从1920年代起头，美国政府基于各类原因推行禁酒令，使得民间私酿酒、酒品私运的活动昌隆一时，各个阶层的人，上至富人俱乐部里的贸易精英，下至穷户窟的苍生，都离不开私酒贩和暗盘，他们千方百计绕开差人，买到好酒，他们对禁令的鄙视，表露了禁酒的荒唐和低效。那些故事也能够吸引听寡，增进他们的常识，带来快感，使他们懂得世界上正在发作如何的工作，懂得一件事合理与否，纷歧定取决于它能否契合国度机器造定的法令。
别的还有灾难的故事：本雅明将他在童年时就领会到的庞贝城的沦陷、里斯本的地震讲给听寡；1927年，美国密西西比河发作大洪水，把无数人淹为鱼鳖，本雅明也搜集了其时的报导，编成了播送稿。那些内容，在他心目中，都能够抵抗他童年时最恶感的工具，即刻板、虚假、充满民族主义老生常谈的汗青鼓吹。那种工具继续地威胁着每一代孩子的安康，也让每一代本雅明式的常识分子感应肩负的责任严重。在《柏林童年》里，他写道，学校教室里分发传阅的汗青册本，关于维也纳斯蒂芬大教堂的，关于贝雷斯纳河战争的，关于庞贝古城的扑灭的，都“轻盈地吹拂出一股温和的气息”，它穿透了岁月，跟最让人感应陈腐的一类书——“诸如《祖国追想》之类，那些书在中学一年级时被大量搜集，以致于很难躲开它们”——构成了明显的对立。
至于本雅明在柏林城的更爱之地——蒂尔加登公园，他则将它开发为一个实正的“神话”，他用他读过的有趣的书，玩过的迷宫，用他自在领会的各类做家、诗人和传说人物的奇异故事来丰富它，告诉年轻的听寡们，要往发现柏林，往发现本身的童年，那是一个永久充满了未知和别致的处所，哪怕你早已不是孩子，你也能够不断往逃想它，把它酿成一本读不完的书，酿成一项你能随时提及，随时想象并滚滚不停的小我成就。
本雅明最初一次上播送电台做节目，是1933年1月，几天之后，希特勒成了德国新任总理，纳粹把那种新媒体完全酿成了国度社会主义的鼓吹东西。本雅明起头亡命，带着他心中的童年，和他那无人能够褫夺的灿烂的记忆和书写才能。疫苗无法带他回回故乡，但是，他末生都能够免疫于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