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翰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古代文化名人列传不断备受热捧，一些不太受重视或有“歧见”的书画艺术各人的列传近些年来也起头走红，做家、艺术评论家周文翰不断潜心于相关创做，继出书文徵明、赵孟頫列传后，黄公看、倪瓒、王羲之、苏轼、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列传也将陆续推出。关于古代艺术家列传的写做有何体味？对当下的美术创做有何看感？日前周文翰承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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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思乡病”促成写做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抉择那些古代的艺术家写列传？
周文翰：二十年前我大学结业，最起头存眷的是现代艺术和创意文化。2002到2008年我在北京当记者，次要报导现代艺术和文化，之后告退往印度、西班牙等地游览，游览的过程中我发现本身对古典艺术、对日常生活所见的动动物那些主题产生深挚兴致，兴致转移到艺术史、博物学上。
可能是在异国异乡有了文化上的“思乡病”，也可能是对现代艺术的“转瞬即逝”“猎奇求异”感应苍茫，我反而起头对似乎是“陈迹”的古典文化有了深挚的兴致，从那时候起起头写做《中国艺术收躲史》。在写做中发现，赵孟頫、文徵明、王羲之等固然名字为世人所知，但是各人对他们的人生、脾气其实不领会，他们的形象是模模糊糊的，对今天的人来说，他们是“闻名的空心人”。既然如斯，我就决定本身来写他们，那一写就继续了十四年，对我来说，写做古代艺术家列传的更大动力就是期看能让那些前人“活起来”。
羊城晚报：已经写了哪些人？
周文翰：我喜好同时写好几部书稿，有的写得快些，有的写得慢些，也有的写着写着就“烂尾”了，第一批写的是文徵明、赵孟頫、苏轼三小我，前两本已经出书，后一本《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岁尾应该能出来。第二批写的是“扬州八怪”、王羲之，前者是因为我对扬州不断有些沉沦，想从扬州的城市变迁角度写扬州八怪，后者是因为写了前面三位书画家，有一段时间对书法突然很感兴致，就逃溯泉源，写起了王羲之，明年应该能出来。还有几本都已写完初稿但还想打磨一下，有黄公看、倪瓒，李白、杜甫、白居易，根本上都是在写一小我的过程中，突然因为某个细节、某句话对另一小我产生了兴致，转而就写其别人，如斯就越写越多。
羊城晚报：那些人有什么配合点？
周文翰：研究和写做那些艺术家、文人的列传之后，更大的感受是“龙有龙道，蛇有蛇道”，刺猬、狐狸各有回宿，每个艺术家的先天、性格、布景都差别，他们有各自的生长之旅，成名之路。总的来说，那些艺术家绝大大都都是士人、官员，那是他们的核心身份，书法、 绘画是他们的“业余才艺”。而吴道子、黄公看两小我身份特殊点，吴道子是画师身世，最后的身份是比力微贱的，黄公看则是吏员、道士，打交道的也次要是低层人士。
最困难的是“带着同感理解前人”
羊城晚报：写前人列传要到达如何的效果，有没有给本身设定目标？
周文翰：我写列传是期看写出活的人，同时写出实在的时代气氛、文化生态，我本身觉得在史料辨析、整体信息的传达上应该都达标了，但是在古代人物列传的“体式”或者说写做身手方面还在继续摸索。好比，第一本《文徵明传：苏州的大雅传奇》勤奋想要脱节“评传体”，但不免还保留了许多“评论腔”；第二本《不浪漫：赵孟頫传》的评论腔就少了良多，根本是根据传主的视觉、听觉展开论述，在摸索若何处置史实方面的“硬信息”和小我感知的体味“软信息”的比率，即将要出的苏东坡的列传可能会愈加平衡。
羊城晚报：写前人最困难的是什么？若何掌握虚构和非虚构的分寸？
周文翰：最困难的是“带着同感理解前人”，即所谓“理解之同情”吧。今天的人因为看影视剧比力多，影视剧是快节拍、强抵触的形式，而现实上古代人对时间的感知、对空间的感知、礼俗细节等等都与现代人有浩荡的区别，好比古代人骑马、搭船，一天经常只能走四五十里，而今天的人乘坐飞机、高铁、汽车，一天能走上千公里。我在写做中是比力强调“视觉性”和“空间感”的，目前写的艺术家列传都是严厉根据史料来写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
说到虚构，《吴道子传》那本书最让我为难，因为唐人关于吴道子的记述总共就一两千字，并且几乎都是关于他在寺看的画做的简单记述，因而想写出他的“严厉列传”是不成能的，要写他的列传的话只能加进“虚构”才气牵强凑出他的“人生”及其画面感，可是，若何“虚构”？若何把史料、信息与虚构连系？那让我挺踌躇的，写了近二十万字的草稿但是不断挈延、踌躇，中间停下来又往写了李白、杜甫，因为他们三人生活在统一个时代，并且李白和吴道子都是翰林待诏，必定在办公的院子、酒宴上冷暄过。
中国艺术“地位”随中国开展“水涨船高”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有些艺术史家如高居翰、巫鸿等人从海外的视角，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艺术史著做，您若何评判？
周文翰：他们因为是学者，根本是根据学术标准来写做的，许多详细的看点挺有意思和启发。我不认为西方人解读中国艺术就会“隔”，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很大水平上已经成为了“专门常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想要严厉研究古代艺术都需要持久的进修和积存，都要渐渐摸索本身的研究办法和写做办法，所以好的研究者必定是“争奇斗艳”，无所谓“隔”不“隔”，最多是理解差别罢了。
羊城晚报：包罗毕加索、塞尚、凡·高、高更等人几都遭到中国传统美术的影响，但之前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存眷，是不是需要更足够地评判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中的地位？
周文翰：在我看来，那很大水平上不单单与做家、学者的写做、倡导有关，其实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有关，好比如今良多欧美艺术家情愿认可中国履历、中国艺术对他们的刺激或者影响，那是因为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天然就大了许多。跟着国内大学的扩大和研究合作的猛烈化，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还处于增加的阶段，我相信假设继续下往，包罗与海外的出书界、新媒体增加交换的话，会促进外界或者说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如斯中国艺术的“地位”天然会“水涨船高”，你自己成为一个强势的存在，天然会吸引他人的存眷、研究、传布。
艺术价值“共识”跟着时代演变
羊城晚报：从古代艺术家的生平里，您认为最值适当下艺术家借鉴的是什么？
周文翰：古代和现代更大的差别是，书法、绘画那类才艺是古代士人的业余技能，他们的主业其实是当官，其次是诗文，书法、绘画是排在后面的；不像如今，书法家、画家都是名正言顺的职业，并且现代艺术家能够操纵公共博物馆、互联网开放资本进修以至开展贸易，能够测验考试的艺术风气、贸易渠道都比古代艺术家丰富得多，所以我觉适当代艺术家没什么可羡慕古代的。能借鉴的，可能是他们的一些图式、理论之类，但是在人生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赵孟頫、文徵明都是谨小慎微、温暖平润之人，苏轼既能写文章，也会讲段子，每小我都有本身的道路，磨难能出诗人，幸福也能出诗人，不是绝对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下艺术家在继续本土传统与向西方进修之间，哪个更重要？
周文翰：我觉得21世纪的艺术家的根本境况是：一小我面临着数千年来的、全球的所有视觉文化遗产和图像，目炫缭乱，那时候很难说是面向本土或西方进修什么，因为可供进修的常识、图像其实太多太丰富了，最多挑选几个藐小的标的目的深进探究，所以每小我都有本身的细分的喜好、标的目的，现实上一小我只能向几个前人进修、致敬，类似一个个的小社群，不是以工具方划分，而是以更细微的兴趣划分。在其中“平衡”对现代人来说难度太高，还不如痴迷一两样工具好。
羊城晚报：在如许一个全民都画的时代，若何揣度一幅画的艺术价值？
周文翰：那是我在《中国艺术收躲史》中研究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一幅画的艺术价值是各类利益、看念的互动构成的“共识”，详细每一件做品的“共识”都有区别，有的市场价格的凹凸是主因，有的皇家收躲履历是主因，有的创做者自带“名人光环”是主因，各不不异，很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谜底，并且那种“共识”也会跟着时代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