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先生回忆散文集《从师记》新近由人民文学出书社出书，引起学界存眷。书中，做者不只用纪实笔法回忆了他游学南北、数从名师的学术人生，并且公开大量手札、日志等私家史料，实在再现了列位教师在差别期间、差别方面临他读书治学办法的批示，肄业问道精神的感化，让我们有时机聆听巨匠教导，感触感染他们为报酬学的精神操行，极具史料价值与批示意义。
一如罗宗强先生所教诲的严谨认实的治学立场。1977年，新中国恢复高考，跃进先生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起头在教师们的指点下，正式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大学三年级，罗宗强先生批示他的学年论文。没有论文写做体味的跃进先生测验考试合成古今，以鲁迅小说《幸福的家庭》为例论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创做构想问题。成果初稿即遭罗先生当头棒饮，提出三点责备定见：第一，立场不认实，笔迹潦草，要求认实誊抄，一丝不苟；第二，对古代典范做品，必然要认实研读，准确理解，再颁发本身的定见；第三，写文章不克不及为所欲为，必然要有明白的主题、缜密的逻辑。那些定见，“良药苦口”，戳中了许多初学者的软肋。可又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初尝有些苦涩，过后回味，有如仙人指路，句句在理。之后，跃进先生六易其稿，末在罗先生的严厉批示下，完成了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在南开大学首届学生学术论文研讨会上获得二等奖的好功效。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进门须正，立志须高”，跃进先生后来在学术路上的生长朝上进步，与罗先生的进门敦促分不开。罗先生强调，“处置学术论文的写做，最重要的是认实的立场、严谨的精神”（《从师记》第48页），关于问学之人来说，那是根本要求，也是根本素养，那一提醒长短常需要的。
1995年11月，刘跃进和罗宗强先生（右）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二如姜亮夫先生与曹道衡先生所倡议的灵通的阅读看。1984年，受教导部拜托，姜亮夫先生在杭州大学创办首届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班。姜先生亲拟培育提拔计划，明白其办班目标，是使每个学生成为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数文化史的“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跃进先生即姜先生通才教导最早的受益者。《从师记》载，1984年9月到1986年4月间，姜先生延请出名学者来校讲座的次数多达15场，“郭在贻先生讲《训诂学》《说文解字》和治学办法；陈桥驿先生讲中国汗青天文学和《水经注》研究；刘操南先生讲《诗经》研究和中国古代历算”等（第98页），穿插多个学科，兼容并包。那些课程，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渊源有自，根本延续清华国粹研究院的培育提拔体例（姜先生曾受业于清华四大导师）。而如许的培育提拔体例，也让跃进先生眼界大开，深入体味到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博大精深。
读博期间亦如之。曹道衡先生亲拟博士培育提拔方案，总要求是，“三年之内对先秦两汉文学有全盘领会”，还将进修目标细化到每一年：第一年，大量读书，先秦至少读完《诗经》《楚辞》《左传》《国策》《孟子》《庄子》《论语》诸书，两汉至少读完《史记》及汉代乐府。第二年，学思连系，除读书外，每课提交一篇课程论文。第三年，深进研究，读《诗经》《楚辞》各注本，对研究标题问题构成创见，立论允当（第75页）。曹先生家学渊源深挚，有无锡国专的根柢，师从童书业先生，又在北京大学受游国恩先生亲炙，因而，他的研究特色即是视野弘通、探微知著，能从小标题问题中看到大世界。跃进先生跟从姜、曹二位先生读书，博通文史，他所写的文章，往往视野宏阔，立意深远，有各人风采。
1986年5月，刘跃进（左）和王达津先生在杭州桐庐严子陵钓台
三如叶嘉莹先生所示范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境域。叶先生1924年出生于北京名门，可生逢乱世，命运多舛。1979年回国讲学时，她已是近60岁的白叟了。但白叟家以独绝的韧性，不向命运垂头，而是以诗词为朋友，化哀思为力量，春风化雨，教书育人，传染冲动了无数人。跃进先生即是此中之一。据他回忆，昔时叶嘉莹先生初次回国在南开大学讲学，“白天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盛况空前，并没有意中促成了他学术旨趣的转向。“实正促使我对古典文学产生深挚兴致的，应当是闻论理学者叶嘉莹先生。叶先生点燃了我的古典文学研究梦想，让我们理解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兴发冲动，同时，叶先生的上行下效让我们晓得，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之逃求。”（第147页）“叶先生不单单向我们教授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识，更是向我们传递一种人生哲理和向上的力量”（第45页）。如她讲王国维的《人世词话》，将词的三境域引申到人生之三境，精微巧妙，惹人深思。讲杜甫的《秋兴八首》，则回回汗青场景，站在汗青高度理解杜甫之高尚，阐发进理，动人至深。跃进先生《从师记》言：“文学艺术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寒暄的体例。做者把本身体验过的实善美的感情传达给他人，让人温热，使人忧伤，在离合悲欢中品鉴人道之美，体验高尚之感”（第110页），对文学的熟悉，与叶先生一脉相承，惹人向上。
四如王继权先生、魏隐儒先生身上所表示出的无私奉献的师者情怀。按理说，王、魏二位不是跃进先生的教师，他们之间没有间接的师承关系，但无论王先生，仍是魏先生，都在跃进先生的生长之路上，伸出过无私的援助之手，表示了老一辈学人不计小我得失、甜于奉献的崇高操行。1977年高考前夜，跃进先生因复习备考熟悉了复旦大学的王继权先生，从此二人手札往还20多通，“来谕惓惓，亲如促叙”交往20余年。从高考到考研、考博，从知青到讲师、传授，王先生不断存眷跃进先生的生长，赐与许多本色性搀扶帮助。用跃进先生的话说，“他（王继权先生）就像辛勤的园丁，在差别期间，针对差别情状，默默在为我补给养分”，而王先生“只是出于一个教师的本能。他期看把本身的所知所得，毫无保留地告诉后学，让他茁壮生长”（第255页），别无他求。如许的高风亮节，令人感佩。
魏隐儒先生也是如许，毫无门户之见，积极奖掖提携后学。跃进先生通过手札熟悉魏先生的时候，魏先生已是国内闻名的古籍版本判定专家，但他丝毫不计较年龄、辈份的区别，对渴求长进的跃进先生鼓舞有加，称本身“绝不守旧，愿将所知‘竹筒倒豆子’，与同志配合研讨，配合朝上进步”（第221页）。他不只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在之后的岁月里，跃进先生得以有时机跟着魏先生“看风看气”，学到许多古籍版本常识，对他在古典文献学范畴的深耕细做助益颇深。
在《从师记》中，除了以上几位，我们还能看到许多教师的人格风摘。如讲课讲到动情处，眼里常含泪水的王双启先生；在特殊期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王伯祥与俞平伯先生；“为别人做嫁衣裳”、为图书材料事业默默奉献的汪蔚林先生；“对前辈极为尊重，对平辈倾慕订交，于后学则提携不倦”（第257页）的傅璇琮先生，等等。实可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启功先生题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先生之风，天长地久。
跃进先生很幸运，在学术生长之路上得遇那么多良师、名师、巨匠，为他指点迷津，树立楷模。而今，他通过《从师记》，讲述学术故事，彰显师者情怀，启人心智，度人金针。教师们虽已远往，但他们留给我们的贵重治学办法、学术操行，势必化为楷模的力量，引领我们前行的标的目的。（齐清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