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4606
宋
黄道周诗文铭仲尼式古琴
通长：120 cm，肩宽：18.6 cm，尾宽：13 cm
此琴仲尼式，桐木斫，素髹黑漆，螺钿徽，通体梅花断，是一张极为稀有的梅花断纹琴。琴体形造标准，轮廓线条比例秀美匀称，琴项与琴腰弧线外型舒缓，棱角线条笔直。线条在硬朗中又重视弧面外型的表示，展示宋代古琴轮廓硬朗之风。
琴面弧度充沛，落指手感颇佳，琴底从项部及龙池至凤沼处，呈中部隆起状，凤沼挂琴时碰击磕碰的陈迹明显，表白其曾经被频繁的弹奏利用。张弦试音，散音琴音色坚实下沉，泛音泠泠如盘珠清澈，按音亦古意盎然。
那张仲尼式琴的琴面、琴底以及琴侧面满布梅花断纹，在历代琴器中极为少见。凡是情状下琴体木胎髹漆，胎体与灰漆之间的密度差别，四时改变过程中产生的膨胀与收缩比率差别，会招致灰胎和漆面呈现开裂断纹。断纹的形态因灰漆厚度和密度，以及木胎厚度和密度 。
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丰富的改变，呈现流水断、蛇腹断、龙脑断、梅花断等等，此中以梅花断最为古今琴人所爱护保重。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中论及：“古琴以断纹为证，愈久则断愈多。然断有数等：有蛇腹断，有纹横截琴面，相往或一寸，或二寸，节节类似，如蛇腹下纹；有细纹断，如发千百条，亦停匀，多在琴之两傍，而近岳处则无之；又有面与底皆断者；又有梅花断，其纹如梅花头，此为极古，非千余载不克不及有也。”
清代程允基在《诚一堂琴谈》中亦论及: “古琴以断纹为证，不历数百年不竭。有梅花断，其纹如梅花，此为最古。”
琴面断纹固然不至赵希鹄所述五百年才气产生，但确实是积少成多之后才气生成，出格是梅花断纹，其梅花的外形需要差别标的目的的断纹开裂蜂拥在一路，闪现出类似梅花的形态，比蛇腹断、流水断等断纹需要更复杂的前提和情况，因而以梅花断最罕见。
疏影横斜水清浅，
幽香浮动月黄昏。
——林和靖
罗浮山下梅花村，
玉雪为骨冰为魂。
——苏东坡
前人推崇梅花断纹的另一个原因是梅花意象在文学做品中不竭得到确立，在绘画做品中也不竭有典范之做问世，从林和靖《山园小梅》中“疏影横斜水清浅，幽香浮动月黄昏”，到苏东坡《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再用前韵》中“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字句中梅花素艳冷香，不媚世俗；绘画中有以扬无咎为魁首的“江西梅派”，从扬无咎的《四梅图卷》和《雪梅图卷》，到徐禹功《雪中梅竹图》，吴镇《墨梅图》等，文学和绘画最末都对焦对梅花寡芳摇落独暄妍傲骨不平精神操行的逃求。
宋扬无咎《四梅花图》卷（部分）
魏晋以来，古琴做为文人士医生修身理性的器具，出于对自在恬淡的逃求，出于对古代先贤的敬畏与进修，在琴乐和琴器审美上以古为美，以梅为古，不只有《梅花三弄》的琴曲创做，古琴上的断纹同样逃求高古的梅花断纹。
天然构成的梅花断纹十分少见，至少需要几百年才气生成，因而，前人为表达崇古上尚之心，常用工艺手段来模仿造造梅花断纹。宋代漆工“用信州薄连纸，先漆一层，于上加灰，纸断则有纹。或于冬日以烈火烘琴极热，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描绘上于上。”
故宫博物院躲“古梅花”蕉叶式古琴
传世琴器中典型的案例如明代蕉叶式琴“古梅花”，其梅花形的断纹多为正圆形蜂拥在一路，大珠小珠状如梅花，用的是调控灰漆比例关系，以及情况温度、湿度而构成的。又如清代乾隆御造琴“湘江秋碧”，其圆形梅花花瓣是间接在漆面上刻划而成，是前人对梅花精神意象逃求最为曲看、最为生动的表现。
乘道德而浮游
——黄道周铭宋仲尼式古琴
文/陈翰如
嘉树千尺，美荫一方，
不受世用，文理合章。
澎湃曲节，历越以长，
人怀游适，上之明堂。
崇祯七年甲戌（1634）秋季，晚明书法各人、学者、忠臣黄道周为一把宋代古琴写下那八句三十二字铭文镌刻于琴身。此琴仲尼式，桐木斫，素髹黑漆，螺钿徽，通体梅花断；琴体轮廓线条比例秀美匀称，在劲挺敏捷中不失弧面曲线的圆润，有着宋代古琴特有的硬朗之风。
与一般铭文有所差别的是，此三十二字其实不意在吟咏琴若何好、琴声若何佳妙，而是重点议论琴的前身：一株尚未经砍伐加工“嘉树”。前六句不难理解，“嘉树千尺，美荫一方，不受世用，文理合章。澎湃曲节，历越以长”，那是一株枝繁叶茂、高峻盘曲并且纹理十分标致的大树，在没被造成琴前它虽“不受世用”，但却能以其茂密宽广的树冠为一方之人带来庇荫。然后笔锋一转，一朝被人选上，美妙的纹理和坚韧的材量也能让它成为造琴良才，从而“上之明堂”。
若细思那段铭文，便不难想象其与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中那段关于“材与不材”的闻名对话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络：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行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末其天算。”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喊，其一不克不及喊，请奚杀？”仆人曰：“杀不克不及喊者。”
明日，门生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末其天算，今仆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不免难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否则，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例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否则。合则离，成则毁；连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门生志之，其为道德之乡乎！
庄子的那篇小文，根本道尽了中国古代文人在进世与出生避世的博弈中，心里世界产生的千愁万绪。“材与不材”的调剂、踌躇与纠结，此中牵扯着太多学问、道德、政治、以至是人生末极意义的问题，实可谓剪不竭，理还乱。而要理解黄道周为何会为一把宋琴书写下如斯铭文，他其时又是什么样的心境，就需要察看一下他的根本生平，以及他在崇祯七年前后的人生履历。
黄道周（1585-1646）
万历十三年（1585），黄道周出生于福建闽南漳浦，字幼元，别字细遵，号石斋。年少时游学广东，时人誉之为“闽南才子”；万历四十六年（1618）秋中省试第七，天启二年（1622）六月与倪元路、王铎成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人意气相投，砥砺文章，相约攻书。天启四年（1624）成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国史实录》，兼充经筵展书官。黄道周刚登上晚明的政治舞台，就表示出与其师袁可立类似的“刚曲冷峻”性格，一年后就因看不惯魏忠贤的营私舞弊而上疏乞求回家葬父，没多久母亲又病逝，那一休即是三年多。崇祯二年（1629）冬北上，刚呆了一年碰上钱龙锡和袁崇焕的案子，他上疏为钱氏辩白却被皇帝视为诽谤朝廷，遂连降三级，于是在崇祯四年（1631）的十一月痛快又认为家人修坟的理由乞休回乡。路上一走就是一年，在家一呆就是快四年，曲到崇祯九年（1636）九月才在有司的催促下动身北上。崇祯十一年（1638）他又因劾杨嗣昌夺情进阁事当面与皇帝狡辩再次被连降六级，贬为江西布政使司照磨。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明朝消亡，黄道周任南明弘光朝吏部侍郎、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第二年，此前没有任何带兵体味的他募寡数千人出仙霞关抗击清兵，十二月在婺源被张天禄所俘送往南京狱中。顺治三年（1646）三月于金陵曹街殉国，年六十二岁，南明绍武帝赐谥“忠烈”，百年后乾隆皇帝更逃谥为“忠端”。他的老乡、清代学者蔡世远如许归纳综合其一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渊博的学问可比邵雍，忠贞为国婉言敢谏可比李纲，大方赴难沉着殉国可比文天祥。
在崇祯七年的秋天，黄道周正因为钱龙锡的案子回到在漳州老家，三年多的乡居生活中，他一边为本地的青年士子讲经读史，一边在北山为早已过世的父母和前妻修坟守墓。在动乱不安的晚明崇祯朝，那三年已经足够发作一些改动汗青历程的大事：毛文龙旧部陷登州、莱州，高迎祥起义兵进河南，张溥于苏州立“复社”，李自成农人军破凤阳、焚皇陵，多尔衮攻山西，皇太极称帝，以至在他的家乡漳州也发作了地震。黄道周赶上了一个天崩地裂翻天覆地的时代，在如许的时代，英雄老是有时机展示他过人的气节，而狗熊也不随便逃过汗青的判决。后来的事实证明，黄道周显然就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国文人风骨最出色的代言人之一。
领会了那些，假设再比照琴上的铭文，就不难想见：那恰是黄道周在崇祯七年时关于本身境遇的实在写照！那时他也“不受世用”，但他仍然以本身的嘉言懿行和道德文章来“美荫一方”，而在时代的大风大浪里，他“澎湃曲节，历越以长”，曲到有一天“上之明堂”——明堂，就是皇帝的居所。因而琴上的那段八句铭文，能够视为黄道周借琴来对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停止的一次私家化的阐释，若以其“严厉冷峻，为人耿直，不跟随世俗”的脾气而言，“材与不材”也许更像一种外表的看开，此中深入的寓意，也许更近于范仲淹《灵乌赋》中的“宁喊而死，不默而生”——就如斯琴一样！
我们固然不晓得黄道周在何时得到此琴，但此琴的非凡之处从外看就能察觉。
古琴梅花断之不容易得，乃是时间与工艺彼此成就的天然艺术。传世古琴中有梅花断者，也多为琴史名物，假设考虑到“梅花”那一特有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做品中的高洁寓意，那么黄道周关于此琴的喜欢便不难想见了；而除了铭文自己，书法也带有五十岁时候少见的一股泠然气息。
崇祯甲戌 （1634年 ）黄道周《楷书汪石莲墓志铭》水墨纸本 手卷部分
黄道周诗文铭仲尼式古琴部分
天启二年的那届科考为中国书法史奉献了黄道周、倪元路、王铎三位划时代的书法各人，三人皆以行草闻名，而黄道周又以其曲逼晋人的小楷为世所重。传世黄道周的做品，大多在崇祯五年（1632）之后，此崇祯七年所书三十二字铭文皆以小楷书写，落款行书，引首钤“石斋”印，落款钱“道周”连珠印，其书结体平中寓奇，用笔以方笔为主，起收笔重视提按顿挫，楷中偶有行意，细劲笔直中还有一丝稚拙萧散的兴趣。那与他晚年那种带有比力明显隶意、更为紧实拙厚、更接近钟繇的小楷书风稍有差别，流露出中年期间书法的典型特征。那种特征，在其存世较早的小楷做品《壬申元日诗册》中已有展示，此做乃崇祯五年书赠倪元路；而在崇祯八年（1635）所书的《榕颂三体书卷》、崇祯九年（1636）所书的《丙子秋送省试二首诗扇》以及崇祯十二年（1639）所书的《己卯初冬和戴伯闇诗翰卷》和《致郑牧仲札》等小楷做品中，那种风气得到强化和开展，其字势密切，点画朴茂，拙意更甚。
黄道周曾在《题自书千字文帖后》中谈及本身写楷书的履历：“十年前笔法极嫩，时有稚气，所见法书亦随俗依傍，间出己意，坠败甚多。自见率更《千文》及《曼倩碑》，后稍稍有进”，可见在其欧阳询在其进修小楷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至于后来在崇祯十四年（1641）所书的《孝经定本》，以及弘光元年（1645）所书的《讨贼檄草》等小楷做品，此中的兴趣，天然与崇祯七年在家乡山海间暂时放松温馨的心境不成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