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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长沙的发掘，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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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
夏鼐
湖南长沙市的近郊，南北东三面，都是古代的墓葬区域。近二十年来，那些古墓被盗掘的良多，总计当已达千数以上。许多出土品都颠末了古董商人，流进美帝及日帝的手中往。战前美帝还派人驻在长沙购置盗运出国。那实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大缺失。新中国成立后，长沙近郊停止建筑工程，在造屋平土及烧砖取泥的过程中，又时常发现古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夺救文物，1951年遣派发掘团到长沙工做。10月18日开工，至次年2月7日发掘工做才全数完毕，一共做了三个多月。工做人员有考古所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七人，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二人。又湖南博物馆馆员程鹤轩也参与了一个期间。工做中，蒙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文管会和省立博物馆筹备处等多方协助，是我们所要深加感激的。
一、工做的范畴
图一 长沙近郊古墓群的简图
那四个墓地，不只地形和土壤相类似；即是墓葬的次要时代，也是大致附近的。在我们所掘开的162墓中（伍家岭73，陈家大山25，杨家山7，识字岭57），战国到西汉期间的共136墓，占全数84%。如今将四处发掘的收获，合并起来做报导。
二、战国时代的楚墓
早期的墓葬是属于战国时代的。墓室做长方形，深度有达8-9公尺者。常有斜坡式的墓道。空中上有时覆以土冢。墓室的大小，通俗是2.3-3.0公尺长，1-2公尺宽。我们所掘的更大的一墓，长5公尺，宽4.2公尺。楚墓大多是木椁墓， 椁木保留的水平纷歧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枕木的槽沟的陈迹，木量已完全陈旧迂腐不见，有些 椁木保留得十分完全，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 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后才气进往。保留优良的原因，是因为木 椁的上下及四面，都有几公寸厚的不渗水的白膏泥。（有人认为是蜃灰，但经化学阐发，晓得即地量学上的粘土，并不是是蜃灰。）木棺放置于木 椁的中间，棺 椁之间，留有空隙，以便放置殉葬品（图二）。因为长沙的土壤带酸性的关系，古墓中的骸骨几乎都己销蚀无留；但在棺木保留完全的楚墓中，不单骸骨尚存，连头发也保留无缺。棺中的殉葬品有玉璧等。尸身的底下，有时裱以镂花的木板。木棺做长方形，内涂墨漆，外涂灰黑色油漆。外面在未上漆以前，还缠绕几道布帛（图三）。
图二 战国楚墓的木椁及木棺（在五里牌）
图三 完全的战国漆棺
楚墓的殉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木器等。陶器和铜造容器，以鼎、壶、敦（）为最通俗。小墓中至少也有那三种陶器各一件（图四）。鼎是高足的，和寿县楚墓出土的鐈鼎类似。敦做圆球形，有三脚，盖上也有可做足用的三钮，能够倒置。昌盛肉食，壶盛酒浆，敦盛黍稷，都是日常所需要的陶器。我们1950年在平原省辉县所发掘的战国墓中，最通俗的殉葬陶器是鼎、壶及细把豆（见科学传递2卷2期147页）。豆是盛“菹醢”用的，在长沙发现不多。两处所出的互比拟较，都有鼎和壶，仅外形稍有区别。又长沙的敦相当于辉县的豆，或因为两处老苍生的日常食物差别，所以摘用差别的容器。
图四 长沙战国时小墓所出的通俗陶器
楚墓规模较大的，常有铜刀兵如戈、矛、剑、箭和涂漆的弓，使人想起楚辞中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九歌》中的《国殇》）可见楚人的好武。戈矛的涂漆的柄，有时也仍保留。柄的下端有铜鐏，漆器有耳杯、剑鞘等。木器除了前面所说的雕花木板之外，有木梳、木俑等。此中以木俑为最可贵重，多以墨画眉目，男俑墨唇有髭，衣缘皆绘有斑纹，胸前有墨书文字（图五）。有些木俑的身上穿戴用绢做成的衣服。那些木偶使我们能够看到其时楚人的描摹和服饰。又有铜镜，量薄，三弦文鼻钮，有很工细的蟠龙纹或羽状纹（图六）。丝带及有斑纹的残绢也有发现。而且发现了37根有字的残竹筒，文字多不成识。但此中亦有可识的如“金戈八”及“鼎八”之类，可能是笔录殉葬物的品名和件数。那些是现存的最古的竹简（图七）。
图五 战国楚墓的木俑
图六 长沙出土的战国式铜镜
图七 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及西汉木简
有几座墓可能是秦墓。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把楚国的郢都攻破，取洞庭、五都（渚）、江南，楚国君臣逃到陈城往。长沙可能是那时候进秦。我们发现了好几座墓，有印以“呈爰（郢锾）”或“两”字的泥板，当为楚的货币；但同墓中又出有泥半两钱，可知已摘用嬴秦的钱币。在战国楚墓中，我们仅发现过铜的蚁鼻钱。就陶器而论，那些秦墓中出土方壶（钫）之类，也表达是荆楚到西汉的过渡期间。
三、西汉长沙王国的墓葬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文帝时，无子国除。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累代继续，曲至王莽时始绝。长沙成了王国的国都后，更为茂盛起来了。近郊的西汉墓葬，一般而论，较之战国楚墓，规模更为伟大，殉葬品更为丰富。西汉泉台上的土冢颇大。墓道常做阶级式的，近墓室处常稍放宽。通俗泉台，长约3-5公尺，宽约2.5-3.5公尺，较一般楚墓为大。但以有高冢的关系，泉台深度反是较浅，凡是仅三公尺摆布。除了大墓仍用一薄层的白膏泥包抄木 椁之外，凡是汉墓都没有白膏泥，因之它们的木 椁都已朽腐，只在墓底中间遗留两道放置枕木用的槽沟，和泉台边缘遗留着用以插立巨型木柱的方穴。此次我们所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 椁保留比力优良，但也只要平坦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留较佳， 椁盖早已陈旧迂腐无迹，四壁竖立着的木材也仅剩留近底处一端的残块罢了。
那两座木 椁墓中较大的一座（第401号），是在杨家山北的徐家湾，可能是长沙王室的墓葬。土冢超出跨越空中五公尺余，曲径二十多公尺，墓道向北，泉台深度离空中8.8公尺，底部是长达21公尺，宽度前半13.7公尺，后半11.1公尺。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公尺宽6.8公尺的木 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做两室，贮躲陶器等。可惜那墓已被盗过好几次。可是仍剩余有一块重约250公分的金饼（等于汉代一斤），和二百余块铅锭子；此外有带灰褐色薄釉方格纹陶器、铜舖首、铜钟、陶灶、漆耳杯、漆盒、五铢钱等。漆器残片中有写上铭文“杨主家般”(盘)四字的，和邻接的被盗掘过的长沙王后冢中所出的漆盘上“杨主家般今长沙王后家般”铭文的字体，完全不异，晓得是属于统一家族。（长沙王后冢已被盗一空，出土物有些在湖南文管会。）那墓中又出一根木简，上有隶书“被绛函”三字（图七）。那是江南第一次发现的汉简。
另一木 椁大墓是在伍家岭（第203号墓）。那墓的主室也曾被盗掘过。泉台长11公尺，宽4.4公尺，离现存空中约5公尺（图八）。原有土冢，已被削平。泉台后半是主室，棺木已被损坏。主室出土物有铜镜、铜博山炉、铜鼎及铜豆残片、漆案、漆耳杯、漆奁、陶罐、陶鼎、滑石壶、泥饼金等。有几个漆耳杯的底部刻划有一“贾”字，可能是墓主的姓氏。前室较主室为低，是做贮躲室利用的，幸而未经盗过。那前室里用木板分隔做南北两半。北半出了多量完全的陶器（图九）。那些陶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灰褐色薄釉、印有方格纹的硬胎陶罐；一类是量地较软、外外表包以银箔（？）、上绘黑色斑纹的陶壶、陶钫、陶鼎和陶灶。有几个陶罐口上加以木盖，罐旁又发现有木造封泥匣，匣上墨书“鱼鲊一斛”等字。那些是标识罐中所盛的工具，本来当缚在罐口，因为缚绳朽腐掉了下来。又有木车模子一件，木俑三十余件和马俑残件。南半有木车模子三件、木船模子一件、木俑三十余件、马俑残片数件等。那木船主达1.3公尺，上有船舱，舱房之前有十六把小木桨，分置两侧，船尾有一长桨。木车的模子，双辕长1.06公尺，车高连伞盖达0.7公尺。车轮有十六辐条，车厢两侧及前面围以栏杆，如今颠末整理研究后，已依本来尺寸加以复原。那车能够和我们1950年在辉县所掘的战国木车做比力（见科学传递2卷3期250页）。那些古代交通东西的发现，关于我国物量文化的开展史，赐与了最贵重的素材。
图八 长沙伍家岭西汉木椁墓（第203号）
图九 伍家岭第203墓地下贮躲室中的陶器
其他的西汉墓中，也发现了许多的殉葬品。铜的五铢钱以外，还有泥五铢、泥半两钱及泥饼金，一发现即是一大堆。那时已是铁器全盛时代，长铁剑及铁刀，取代了铜短剑及铜戈矛。铁剑有时附有玉璏（剑柄上的卫手）、玉璲（昭文带），即是汉书匈奴传所谓“玉具剑”。玉器有玉璧、 玉瑱及蝉形的玉琀。环壁以滑石造的居多，一个墓中时常发现几个石壁，斑纹多做圈饰，是由穀文改变过来的。相邻各圈连以曲线，构成了菱形空格的网纹。那时候的铜镜较战国式的镜子为厚；鼻钮多做半球形；镜后背除斑纹外，常有铭文一道。最通俗的铭辞是“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铜造容器如壶、鼎、洗、镫、鍑（鍪）之类，也都有发现。此中一器有隶书铭文“时文仲铜鍪容二升重六斤二两黄能元年十月丙辰治”，晓得那是公元前49年的成品。陶罐发现最多，其次为陶鼎、陶钫、陶壶、博山炉、瓦灶等。此外我们也曾发现铜印、滑石造容器、玛瑙珠子等。
到了东汉时代，砖墓流行，用有几何斑纹的墓砖，砌成墓室，长沙东汉的砖墓也良多。但是在我们所做的四处中，仅清理了八座汉代砖墓，都已被盗掘过；此中有几座已是空无一物，其余几座也仅剩不多的几件殉葬品。陶器除容器之外，还有陶屋、陶豕圈及陶仓之类，有些是红色陶胎，外加绿色的釉彩。墓中出有蓝色半通明的玻璃佩管等。那些砖墓时常堆砌在战国或西汉的土冢中，墓底便在冢内本来空中上，有时压住了战国或西汉的泉台。
四、长沙的史前遗存
我们在杨家山北的五里牌发掘战国的楚墓时，重视到泉台中填土是同化石器和陶片的灰土，可能是四周的史前遗址中移来填塞的。我们便将那些陶片和石器检出来，而且在四周找觅史前遗址；成果虽是不曾找到，但是我们确信那墓的四周肯定有一个史前遗址，可能是已被毁坏无余了。
关于湖南的史前文化，我们所晓得的几等于零。我们初到长沙时，曾在湖南文管会看到几件由澧县送来的新石器（有孔石斧及小石锛），传闻是本地离城十里的铁坑出土的。又看到一件小石锛，传闻是长沙近郊的汉墓中出土的，可能也出于填土中，似乎不会是汉时殉葬品。
此次五里牌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图十）数量虽不多，但陶片颇具特征。最可重视的是一种硬陶，做青灰色，外表压印有回字格纹、编织纹等。也有夹砂的粗陶，有鬲腿和鼎腿。石器是小石斧和菱形的箭镞。那些遗物，和江西樟树镇的新石器遗址所出的，最为附近（见科学传递1卷7期477-484页）。江浙一带的史前晚期几何纹陶（所谓“吴越文化”）、福建武平及福州横屿、广东的海丰陆丰及香港四周等的史前文化中几何纹陶片，也是属于那一系统的。因为此次的发现，使我们关于长沙古文化的领会，由战国时代更上推到史前的新石器时代了。
图十 长沙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及石器
我们此次长沙的发掘，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虽仅工做了三个多月，但关于长沙的古代物量文化，增加了很多的新素材，使我们对之有更深的领会。发掘团的工做人数虽很多，但是共同长沙的建立工做，有时仍觉得到力量薄弱，不敷应付。那使我们深感应考古事业在人民本身的国度里，在人民政府的敬服和关心下，是有无限开展的光亮前途。同时也觉得到我们本身的责任的严重，要用十二分的勤奋，才气负得起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使命。
此文见《文物参考材料》1952年第2期6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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