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上海做家傅星出书了一部新的长篇《培训班》，试图用荒谬感打捞一段过往的岁月，讲述的是1976年春，崇明某农场知青苏威廉因为谱写了一曲《扎根树》而出名，被选举至申江艺术学院培训一年。他原认为是学做曲，报到了才发现学的是戏剧编剧，苏威廉的人生就此错位。培训班学员来自各大农场，在“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教学理念下，写做班要学演出，演出班要学写做，他们以“三凸起”为创做原则，排练歌舞剧《战台风》，构成文艺小分队巡回表演……各具才调、各怀心思的学员们，上演了一幕幕暗潮涌动、悬念迭生、残暴混合着温情的人世故事，曲至时代巨变发作，那些文艺青年走出小楼，走向了没有台本的将来。
那部小说，是傅星阿谁年代不竭进进的各类持久短期的文艺培训班与农场文艺鼓吹队的生活重构。悬念横生，好比为了找觅失踪的一本内部材料，设立的匿名“检举箱”，而那部书的下落却愈加扑朔迷离……
看到1970年代傅星的一张照片，半侧，眼神凝视着前方，长长的白领巾，一半垂在胸前，一半甩向死后，假设便拆换生长衫，就颇似五四文艺青年了。而那时，傅星是农场文艺鼓吹队的创做员。傅星回忆那时的生活单调，文艺表演看寡良多，往往薄暮，挈拉机来了，他跟鼓吹队一路坐上挈拉机就往了某个连队，就食晚饭。人家客气，伙食老是更好的，有红烧肉，一碗。表演完毕，食完夜点心，回往仍是坐挈拉机，土路漫长波动，一路唱歌，满目清晖。据说月光会晒黑人的脸，美女们就用头巾裹住了整个脑袋，仅露出歌唱的嘴来……那定格的画面，就是傅星们的青春与青春。
傅星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说：你以各类面目呈现，其实写的仍是你本身。他认为，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构成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创做主体充满在小说的每个字中，做者几乎处在每个句式的中心。
想起讨论长篇《一把刀，千个字》时，谈到王安忆做品里继续地书写“革命、崇奉、启蒙、汗青与时代”，王安忆说，一个写做者，很可能末身都在写一本书，每一本都是未完成，每一本又都是续写和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