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曾躲“緁伃妾趙”古印印纽及印文。
□黄仕忠
骤闻王贵忱先生于10月26日遽回道山，往事纷至沓来，回想起了因研究龚自珍与顾太清交往而与贵老结缘的过程，历历如在面前。
2001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看到一册用纸捻拆订的手本，书衣题“仙境情缘”，卷端做“桃园记”，下署“艸堂居士订谱，云槎外史填词”。那是一部四出的短剧，演西池金母侍女萼绿华(即梅花仙子)与南极长命星座下白鹤孺子相恋的故事，其间遭金母阻隔，后经看音大士说情，金母遂令二人下凡，“择个世族名门，成就良缘”。东大的汉籍目次著录了那个剧本，只是不晓得那“云槎外史”事实是谁。我颠末检索，发现那是清代闻名女词人顾太清的别名。
顾太清(1799-1877)，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本姓西林觉罗，别名云槎外史。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之语。著有诗词集《天游阁集》，撰有小说《红楼梦影》，据我发现，她仍是一位戏曲做家。
《桃园记》撰于道光十九年(1839)秋，正值丈夫奕绘往世周年，太清以两人早年的爱情故事为蓝本，以仙境情缘故事，叙写二人婚恋受阻的盘曲过程。
我记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还载有云槎外史的剧目，再查，公然找到了，题做《梅花引》，躲于河南省藏书楼古籍部。我请学生仝婉澄代为访得。戏共六出，写章彩(字后素)在西山与幽居等待了二百年的梅精相认相会的故事。戏因章彩赠梅精《江城梅花引》词而得名，那词也收在奕绘《写春精舍词》和《南谷樵唱》中。奕绘，字子章，号太素，嘉庆二十年(1815)袭爵贝勒。是荣亲王永琪(《还珠格格》中的五阿哥)的孙子。他与太清同年出生，善诗词，工书画，通算学、拉丁文。曾任散秩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总族长等职，治理过两翼宗学、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看象台的事务。道光十八年(1838)病故，年仅四十。《论语》中有“绘过后素”一语，所以章彩的原型就是奕绘；太仙号梅仙，“梅精”原是自寓。
两剧所叙，皆为婚前情爱，内容却未见欢悦，因为两人结缘，历经灾难。
顾太清在道光五年(1825)嫁进贝勒府，成为奕绘的侧福晋，那时她已二十七岁了。有人说那是因为旗人晚嫁，其实否则，内中颇有盘曲。太清出自八旗镶蓝旗，祖父鄂昌，是鄂尔泰的侄子，官至甜肃巡抚，乾隆间因受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文字狱连累，被赐自尽。父亲鄂实峰，以功人之后，游幕为生，后娶香山富察氏，置家于香山(今北京西山)，生一子二女，长女即太清。太清的堂姑西林氏是奕绘祖父永琪的福晋，太清与奕绘很早就熟悉。
太清其其实一般年龄就出嫁了，初嫁于付贡生某氏(与清末外务大臣耆龄为本家)，婚后不久，丈夫就往世了。造满后，太清被选进荣王府做奕绘姊妹的家庭教师，两人再度产生交集。看奕绘诗集，奕绘对太清的爱恋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末，那年两人都是二十一岁。奕绘有《写春精舍词》，从集名到内容，都是写给顾春(西林春)的，此中许多篇章，便写于此时。
但按宗室祖造，贝勒爷纳侧室，可征女子于“包衣”家，而不得纳满洲显宦之女，也不得纳功人之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上元时节，两人的恋情遭到奕绘母亲的勇敢反对。“穿墉雀生角，滕口蝇污璧”(奕绘诗句)，招致两人关系被迫中断。奕绘大病一场，几乎不起。其母不得已而妥协。两人在道光四年(1824)定亲，太清冒用了荣王府二等护卫顾文星之女的身份，呈报宗人府存案(档案原件尚存)。婚后奕绘有词云:
此日天游阁里人，昔时尝遍苦酸辛。定交犹记甲申春。 旷劫人缘成眷属，半生词赋损精神。相看俱是梦里身。
所以太清那两部自传性量的剧本，笔录的即是“昔时尝遍苦酸辛”的履历。
我将以上内容，写成文章，登载于《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因那篇文章，让我与贵老有了配合感兴致的话题。
我曾见贵老所写文章，谓看太清遗墨，其书法甚似定庵(龚自珍)。我晓得他话里有话，因而在参见时议及此事，遂引出贵老勃郁的兴致。他说他有素材，会有欣喜给我。
龚、顾之事，是由冒广生(1873-1959)更先披露的。他在1907年写了《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其第六首曰:
承平湖畔承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
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
冒氏针对的是龚自珍《己亥(1839)杂诗》第209首: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墨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原注云:“忆宣武门内承平湖之丁香花一首。”
冒氏认为此诗为顾太清而做。冒氏之后，小说家曾朴又将故事写进《孽海花》，遂广为人知。并由此引发争议，后人称之为“丁香花案”。清末民初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亦载:定庵在道光十九年乞休。二十一年因暴疾殁于丹阳。外间传言。定庵在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仆人上客。仆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暗昧之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美女引》诸阕，惝恍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仆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回，而卒难免，盖仆人阴遣客鸩之也。
定庵与太清确有交集。据文廷式(1856-1904)《琴风余谭》记载:“(太清)词集中，与阮文达(阮元)、龚定庵俱有唱和，锡尚书(锡珍)有摘钞本。”太清《天游阁集》今存，与阮元的唱僧人在，与龚生的唱和已无踪影。
1917年，明清史专家孟森写了《丁香花》一文，廓清其事。他的理由是龚诗做于己亥(1839)，而奕绘已于前一年往世，稗史所谓奕绘遣人觅仇，天然不克不及成立。但苏雪林觉得还不敷保险，万一是在年轻时候发作的情事呢?所以再做订正，认为早年也不成能发作，因而就能够“救得太清”了。但其后功德者仍用小说家手法做演绎，其事至今仍隐约未明。
贵老听我所言，笑了笑，有些意味深长。他轻声说，他有一些材料，回头找出来给我。
贵老是辽宁铁岭人，少年时从军。后来南下广州，年轻时就喜收躲。一次在北京琉璃厂逛旧书店，偶遇周叔弢先生，周对那位穿戎服的年轻人很是赏识，定见他留意工做相关的文物，同时考虑近代文献。于是年轻的王贵忱以钱币和龚自珍著做为重点，有遇即收，几乎搜罗了所有龚集印本，自称全国收得定庵版本最齐全者。顾太清本籍辽宁，贵老对那位同亲女词人很是喜好，故有讨论太清书法之文。
过了些天，贵老托人转给我一份材料，是两页复印件，上有四首诗及注，署“己已(1929)岁暮得此本漫题”。其第三首云:
摩挲汉玉并秦金，翠墨联翩集羽琌。
进手婕妤双凤印，拚飞妄念《白头吟》。
羽琌是定庵之馆名。诗原有注:“定庵曾为某邸西席，觊觎仆人才姬，一时颇滋物议。得汉玉印事，见诗集中，多寓意之词。可约略指之。”那是从“江浙老辈”传下来的话语，也阐明龚顾确有交集。但以往种种说法，关键之处，在于龚顾两人交往时间的断定。连系太朝晨年履历，并参考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我发现那个问题能够得到解答。
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自珍28岁，应恩科会试不售，留京师。因母在家，故未携眷属。(太清21岁，是年夏，奕绘有恋情诗做以赠)
嘉庆二十五年(1820)，会试仍下第，筮仕得内阁中书。(奕绘于岁首年月被迫中行与太清交往)
道光元年(1821)，自珍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官；赋《小游仙词》十五首。(自珍30岁，太清23岁)
道光二年(1822)，应会试未第。是岁有蜚语受谗事，屡见于诗词。(太清24岁)
道光三年(1823)春，仍在都供职，会试未第。六月，改定《无著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四种，共103首。七月，母段恭人卒，解职奔丧，奉梓还杭州。
道光四年(1824)甲申，自珍父（母）丧在籍。(太清26岁，是年与奕绘定亲。奕绘诗句有“定交犹记甲申春”)
道光五年(1825)，太清嫁进贝勒府，年27岁。十月，自珍服阕；十二月，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考定为赵飞燕故物，明春遍征题诗。
据上所列，那些“惝恍迷离”被认为是写给太清的诗词，其实都写于道光元年前后，然后被编进道光三年刊印的集子中。其时太清年21-23岁，尚未嫁进贝勒府；龚自珍亦在京师任职，其圈子或有交集，故而彼此结识，互赠诗词，原属一般交往。道光三年后，定庵离京；道光四年，太清如愿与奕绘定亲，此身从头有了下落；道光五年正式嫁为侧室，从此放心相夫教子。奕绘对太清的豪情确是真诚不移，太清嫁进五年后发妻往世，奕绘也未续娶，更未纳妾，太清“九年占尽专房宠”，决不会移情他想。
但多情而狂狷的龚自珍却很有可能念念不忘。当他完毕父（母）丧时，太清已成了奕绘的侧福晋。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定庵购得汉玉印。据其自纪，曾梦人授以玉印，内孕墨痕一星，后数日，即获此印。映日视之，墨痕宛然如梦中者。考其字体，定为赵飞燕故物。定庵喜极，撰文赋律，并遍征题咏，并命所居为“宝燕楼”。其诗题做《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伃妾趙”，既为之说载文集中矣，喜极赋诗，为寰中倡，时丙戌上春也》，诗中注云“孝武钩弋夫人亦姓赵氏，而此印末一字为鸟篆，鸟之啄三，鸟之趾二，故知隐寓其号矣。”
此印今躲于故宫博物院。据今人考释，末字做“娋”而非“趙”，与赵氏姐妹无关。但龚定庵在道光五年那个时间点，强释做“趙”字，强调与赵氏相关，故做张扬，当是别有拜托。把贵老所给材料中的“摩挲汉玉并秦金”诗及注与得印、题印之事联络起来看，或许本相已显。
龚顾了解、唱和，原在太清成为“才姬”之前，曲到自珍父（母）丧离京，才中断了交往。待造满后，太清已嫁进王府，只是自珍情思未减，借咏秦金汉玉等以寓其意，只能“摩挲”心目中的飞燕故物，以慰渴想。那可能即是“凯觎仆人才姬”之说的由来。自珍释印炫示、征集题咏，那种种轻狂行为，难免“一时颇滋物议”。诚如启功先生所说:“定庵文人，狂放不羁，故其妄想偶寄。”此时所为，已有越界之嫌，却又是狂放不羁的龚定庵做得出来的工作。
只是才子狂放，至多被视为风流，而被招惹的女子，却须承担极大困扰，并且底子无力自辩。前引太清诗题云“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迟，卖以金凤钗购得室第一区”，笔录了夫死方三月就被婆婆赶落发门的惨事，诗中有句云“亡肉含怨谁代雪，牵萝补屋自应该”，既声明承受不白之冤，同时也自责“补屋”不严，内中之意，亦可玩味。故太清晚年编集，尽删昔时与龚生唱和之什，自属情理之中。但溯其原来，其实两位出色诗人酬唱交往，并没有逾礼之举。后来龚生可能心魔仍然未退，那也只是其小我所想，不该把太清牵扯进来。
我历时三载，方得把个中原由想大白，遂续成文章，题为《顾太清与龚定庵交往时间考》，刊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我先将文稿呈请贵老教正，贵老传话说:如斯解读甚好，还看陆续。
贵老历来欢送学者操纵他收躲的材料展开学术研究。有一次谈及盛年时曾有重编龚集之意。我说复旦大学谈传授，曾撰文指出王佩诤整理本存在的诸多问题，有意重编龚集。贵老听了甚是兴奋，当即让我邀请谈传授来广州。遗憾的是谈传授因家事与工做繁冗未能前来，后因身体欠安，走动亦少。几年后，贵老还问我:“谈传授什么时候来啊?”他不断等待《龚集》新整理本问世，因为那也是他未了的心愿。
2012岁首年月，贵老把构成系列的龚自珍著做及其他文献369种，共807册，捐赠给了广州市藏书楼。而贵老一生所躲，在晚年大都捐给了藏书楼或博物馆，化私为公。
从古到今，收躲家慧眼识珠，捡漏得宝，令人钦羡。殊不知世上佳物多多，小我财力却是少少，常常为求一珍品，便不能不割爱另一珍躲，因而平昔拮据，末身亦无余财。及至死后，躲品犹难免星散。那些实正有眼界的收躲家，多以收躲自娱，既欣喜得饱眼福，亦是为社会做积存，最初则化为公器。贵老即是如斯，不带走一片云彩。
故斯人虽逝，其泽永存。
□黄仕忠，中山大学传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