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在古玩行原来是指低价买了高价值的物件，花高价买物件那是“被捡漏”。手头上那部《流源邓氏五修族谱》是花高价捡来的漏，是为一奇。
《流源邓氏五修族谱》是民国二十六年桂柏堂木活字本，不分卷十二册。“流源”在何地？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流源乡，下面还有一个源流村。
湖南郴州地域的家谱，却生得跟江西省遂川县一带的家谱一个容貌。再加上那位谱友，以前只在江西活动，也只供给江西地域的家谱给我，使我想当然的认为，那就是江西地域的家谱。而江西地域的家谱，不异的年份，不异的开本，市场价却要比湖南地域的家谱贵了三分之一。并非湖南地域的家谱欠好，所以价格偏低，而是湖南地域家谱存世量大，再加上市场开发得早，所以市场价格才不断连结了平稳，涨幅不大，如斯罢了。正因为先辈为主，认为那部《流源邓氏》就是江西地域的家谱，所以也没认真翻看，便以江西家谱而论价成交了。当后来发现那只是一部湖南地域的家谱时，已找不到说理的处所。
认错谱籍，除了上面那个原因，还有纸张。可能因为两地相距不远，用纸也是相不多的。我喊不上那种纸的名称，归正就是那种黄里偏黑的土纸。那种纸张薄，韧性又好，蠹虫也不喜食，如果颜色能再偏白一些，那即是好纸了。最最关键的，是遂川地域的家谱开本小，而郴州地域的家谱一般都很大，而那部《流源邓氏》恰好是部小开本，小到跟遂川地域家谱那样大小。郴州桂东地域固然也有小开本家谱，以前却还实没发现过有那么小的。体味主义害死人。
还有奇异的处所。那部《流源邓氏》是五针眼拆。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说：“线拆是有必然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喊‘四针眼拆’，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喊‘六针眼拆’。但大都躲书家不喜好那种六针眼拆，一般还多用四针眼拆。至于五针眼和三针眼以下、六针眼以上，则绝对没有，不克不及乱来。”他的门生、北京大学汗青学系辛德勇传授在《书林剩话·针眼》亦说：“朝鲜有五针眼拆，也是学我们没学好走了样。五个针眼使古籍失往匀称感，其实不都雅。”又做补记说：“近日在故宫博物院编《两朝御览图书》上见到宫内躲清内府墨格写本《大清穆宗毅皇帝本纪》是订成五针眼拆，那恐怕是寺人不懂端方乱来，不克不及视做常例。”
偏偏《流源邓氏》就五针眼拆了，并且拆得很有端方，似乎一点也没失往匀称感。
《流源邓氏》有篇“汉明死难事略”，不著撰人，是那么说的：“今其第八世孙汉明，迺因不测仓卒之变，寿终正寝……于是迺有今年孟春，忽蒙家难事，县境当共产军窜过之后，余党流匪啸聚山泽，神出鬼没……是月下旬某夜有匪寡三十余人凸起扬华家，喊枪威吓，闯卧室，赖华妻力抵之，不得进。汉明执手枪从门隙连射两发，匪稍却，华夫妇乃避匿左楼。汉明立中楼，当窗独力御之，举手枪三数发。而匪枪即随火光而射，汉明不克不及收，应声而仆，因死亡焉……汉明生于清宣统元年己酉七月初五日，死年二十有九……”
又有“裔孙家骐谨识”的“五修族谱感言序附后”，说：“家骐列身军界，远足家乡……种族互竞保存，世界战氛猛烈，华风不竞，四邻环伺，凭轼东藩，沦于倭寇。环顾天山南北，几全赤化之区，娄兰未减，胡以家为。”
“匪”、“赤化”等字眼到处可见，偏偏家族中却走出了一位共产党的高官，就是曾但任过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前几天刚刚逝世，享年一百岁。邓力群仍是那部家谱的“编修”之一。而担任本谱两位“纂修”之一的，是他的哥哥邓飞黄。邓飞黄虽官居高位，但清正清廉。1948年，桂东县长夏三杰往拜见他时，他说：“为官要想办点事，首戒贪污。我不做生意，不建私房，不讨小妻子，不投资股票，对得起下面老苍生。”1949年参与了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被委聘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谋，后任中南区军政委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家谱中“五修族谱捐款鸿名录”中，就有如许的记载：“倡修鸿钧、飞黄兄弟、泽英、仁山、青钱，以上五人各捐小洋四百元。”邓飞黄、邓力群的父亲邓藩城有七子一女，此中第五子邓焕年和第六子邓焕龙早殇，第七子邓焕修就是邓力群。那里提到的“飞黄兄弟”应是邓焕文（即邓飞黄）、邓焕彬、邓焕新、邓焕奎和邓焕修。关于邓焕修，家谱是如许记载的：“五子励群，原名望堦，北京大学肄业。民国四年乙卯十月二十一日亥时生。配赫氏，辽宁省人，高中结业，民国七年戊午六月二十二日 时生。生子一，陕原。”
固然花了江西家谱的高价钿，而得到的却是湖南地域家谱，然后却是邓飞黄、邓力群家族的家谱，算不算捡漏？天然是捡到了大漏。
据《中国度谱总目》载，广东中山藏书楼亦躲此谱，著录为“1937年吕友堂刻本，十册”。那里有两个错误。起首，并不是刻本，而是木活字本；其二，全本是十二册，而非十册，广东中山藏书楼躲本应该是缺了此中的两册，至于缺了哪两册，《中国度谱总目》没有载明，我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