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践：中国古代“政主教从”“政主教辅”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工具问)张践：中国古代“政主教从”“政主教辅”关系是若何构成的？

中新社北京4月25日电 题：中国古代“政主教从”“政主教辅”关系是若何构成的？

做者 张践 中国人民大学传授、国际儒学结合会教诲传布普及委员会主任

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汗青特征，一般称之为“政主教从”“政主教辅”，那与世界上其他地域的“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或“政教别离”不完全一样。阐明那个问题，我们必需起首解析政教关系特征的成因。

世界文明史五千年，产生了几千种宗教，响应也构成多种政教关系，那种现象次要是因为宗教感化于列国政治的差别条理。从政教关系研究的角度着眼，我们把政治系统分红三个条理，即政治权利、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政治权利是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谁掌握了政治权利谁就对国度政治起主导性感化。政治文化的构成不只是意识形态鼓吹的成果，更是一个国度持久的汗青文化及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情况配合影响构成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全国”。

“乾隆款铜镀金嵌松石佛塔”。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一旦宗教与政治权利相连系，就构成了政教关系连系的最深的形态——神权政治。其根本特征是宗教指导与王权的连系，或者宗教指导为王，或者王者兼任宗教指导，宗教就是国度的意识形态，主导人民的政治文化。在如许的国度或地域，宗教是独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主宰其他一切形式的文化，应当说根本是“教主政从”。

政教关系的第二种形式是“国教统治”，次要指欧洲的中世纪。那时候政教权利与宗教组织已经别离，但因为其时基督教是欧洲列国配合的崇奉，列国君主想要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需请教皇或主教为其实行涂油加冕礼。那个期间欧洲列国都把基督教做为国度宗教，所以人们也把那种政教关系称为“国教统治”，基督教成为社会揣度长短的末极原则，宗教法庭成为更高的法令机构。

第三种形式则是“政教别离”的西方政治，近代起首在中世纪政教抵触最猛烈、最暗中的欧洲国度呈现。其表示形式是：政治权利的合法性根据，成立在人民主权论的根底上，治理者的权利来自被治理者的附和，并要遭到被治理者的监视。宗教与公共权利相离开，成为地道的私家事务，次要处理公众的精神崇奉问题。在政治文化范畴，“犹太-基督宗教”思惟仍是西方现代国度政治合法性的深层文化基因。不克不及将“政教别离”理解成宗教不再发扬任何感化，而是说宗教不克不及间接进进政治权利，宗教的感化进进了社会更底层的政治文化范畴。

世界上绝大大都中世纪国度，都是以某种宗教做为本身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国是少数破例之一。

中国古代从“轴心时代”起头，传统宗教就被边沿化了。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者，持续了周公“以德配天”的传统。他固然没有否认“天命”的存在，但是重视各类宗教祭奠活动，儒家学说的重点已经完全转到了人世的方面。就孔子的政治哲学而言，他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义”，以便与法家的“法治主义”相抗衡。汉武帝时代，大儒董仲舒用阴阳家学说做为中介，将法家、道家、墨家的政治思惟都合成到儒家的系统内，成立了“德主刑辅”“春秋大一统”的儒家政治学系统，并得到了汉武帝的鼎力撑持，完成了“免除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帝造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

2021年9月，吉林省长春市文庙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2周年仿古祭奠活动。中新社记者 张瑶 摄

儒家学者在春秋战国期间建构本身的政治学说，一定也要碰着政教关系问题，孔子的一些阐述，奠基了儒家宗教看的根底。“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彼岸世界持一种“存而不管”的立场。但是孔子又十分重视各类宗教祭奠活动，因为“慎末逃远，民德回厚矣”，宗教是教化公众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子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对传统宗教停止一种理解性持续。战国后的儒家学者，根据孔子的宗教看，对三代以来的古代宗教停止了人文化的诠释，并提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全国服矣”的政治主张，将宗教看成推行政治教化的“东西”。在儒家学者的革新下，三代政教合一的古代宗教，酿成了秦汉之后的“礼教”，此中包罗“祭天”“祭祖”“祭社稷”等国度祭奠活动，成为“君权神授”的神学符号。但其时的传统宗教只要看念和礼节，没有宗教组织，所以无人与政治权利平起平坐，只是一种依附于儒家思惟系统的政治文化。

汉代以后从外国传来的和本土自生的各类宗教，既不克不及与政治权利相连系，也不克不及成为国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那就决定了各类宗教在中国，只能处于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层面发扬辅助政治的感化。正如东晋释教高僧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当然也有一些宗教发扬了反对现行政权的感化，成为对抗者的精神武拆，无一破例城市遭到现政权的无情冲击。

始建于东晋的千年庙宇“灵岩寺”。中新社记者 张道正 摄

中国古代社会宗教辅助政治典型之例，就是对“三纲五常”(三纲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凡是指仁、义、礼、智、信)的认同与鼓吹。“三纲”是社会政治运行原则，“五常”是社会的根本伦理。任何外来宗教进进中国，必需就此表白立场。认同“三纲”就是外来宗教的政治认同，认同“五常”就是外来宗教的文化、伦理认同。

例如释教初传中国，东吴月收国居士收谦译《佛说阿弥陀经》卷下说：“教戒启发悉奉行之，则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室家表里亲属伴侣，转相教语做善为道。”固然释教教化公众的办法与儒家有异，但在教化的过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教弟，夫教妇，与“三纲”规定的主从挨次完全相符。宋代高僧契嵩，用释教的“五戒”诠释儒家的“五常”，用宗教神学辅助论证“纲常伦理”。

为了论证伊斯兰教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明代回儒王岱舆提出“二元忠实”论。他说：“人生在世三大闲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顺君”“顺亲”，即表达对“三纲”的认同。他还用伊斯兰教的“五功”(念、礼、斋、课、朝)来诠释儒家的“五常”：认为念经不忘主则是仁心，施实主之赐于贫民为义，拜实主与拜君亲为礼，戒自性为智，朝觐而能守约为信。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同，使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宗法社会轨制彼此适应了。

临夏拱北。“拱北”是中国伊斯兰教先贤陵墓的称呼，为阿拉伯语音译。中新社发 受访者 供图

明末基督教再次传进中原，也是打着“援儒”“补儒”的灯号，以辅助政治的面孔呈现。利玛窦做《上帝实义》一书向中国的士医生介绍上帝教，在相当于全书导言的“上帝实义引”中开宗明义指出：“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人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五伦甲乎君，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利玛窦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典范有深入的领会，晓得中国其时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而“君为臣纲”又是纲常伦理的核心。恰是因为利玛窦对上帝教停止了中国化的革新，因而获得良多士医生，以至是皇帝的撑持。以致徐光启在读了《上帝实义》以后，竟然没有发现基督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他说：“百万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成得。”

中国古代宗教治理的最末功效，是构成了政治主导，宗教积极辅助的政教关系形式，其汗青的体味能够为现代社会治理供给借鉴。(完)

做者简介：

张践，男，汉族，1953年3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陆续教诲学院传授，中心统战部特聘专家，国际儒学结合会副会长、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心社会主义学院客座传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持久处置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做。独立完成或合著：《中国宗教通史》(上下卷)《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宗教·政治·民族》《民族宗教的社会理论察看》《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中西政教关系史比力研究》《儒学与中国宗教》《世界中世纪宗教史》等20余本，颁发了《儒教与中国政治》《儒家宗教看的构成及其汗青影响》《民族宗教政策与国度同一》等论文2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