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此问题需了解哲学用语本体界和现象界。另我所说皆为义理之谈。
首先须知上述三家都虽不废现象界，但都不在现象界立足，重心都在本体界。
下面谈儒释道的区别：
儒家由道德（即是非）的进路来了解本体界，所谓心只是是非，只是非就尽了心，这里心是形而上的。
但儒家主要有两路：
1，心为气，性为理。即朱子，王夫之一路，心和性是主客关系，人只能在心上用工，由于心性不一，心和性永不能为一，所以导致了此系把孔子抬高为圣人（虽未明说），而其它人只能为贤人。如朱子对孔子每事问的解释是孔子会而而有意问，以示谦逊，此即表明孔子无不知，无不能，而人谁能无不知乎？
2，心性为一，皆为体，为形而上。
即陆王一系。此为儒学正宗，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平常所谓满街圣人即出此。儒家只此两系。
释家由缘生的进路来了解本体界，认为物无自性，空即色，色即空。（注重此处空非空气或一无所有，此为顽空）空为空所执之意。佛家大都认为人人有佛性，甚至无情有性，只有唯识宗除外，一分无性即出此宗。
道家由无为，无用的进路来了解本体界，认为人本元气而生，自有真性，只要不被打搅，亭之毒之，皆可为真人，即使被后天所打搅，经过修炼，复性报朴，亦可为真人。
此为儒释道耶义理区别之大较，至于天堂，地狱等问题，乃方便法门，如了解义理，自莫逆于心，不多谈。
本体界和现象界非此即彼，儒释道皆需超越现象界才能实现，故所谓良知，佛性，玄智皆在本体界，本体界无二无别，所以其所指皆为同一本体。所以称三教同源可，源者，即同一本体也。其实只要超越现象界才可实现者，皆可称为同源。所以又有百教同源一词。
又由于儒释道之进路不同，对于本体的理解与体会不同，甚至互相冲突，所以三教合一即不可。
此只是矮子看场之异想天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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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三教合一的可行性问题确实是一个好话题，而且也是一个可做得更深进一些的好课题。历史上确实不乏三教同源之论，与三教合一之实，但三教间又确实有某种不可消灭及无法苟同的根本差异，所以若论对上述问题的个人看点，区区则认为三教合一可自不同层面上说“可”与“不可”，似不必倡某种极端之论。
先来说“不可”。区区认为，若自哲学摸索、究极真理角度言，三教“不可言合”。儒者进世，道者避世，佛者出世，人生取向已然不同。而有此区别，亦确是因各家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有不同。如三家皆言生灭，但佛家则重灭，而儒家、道家则重生。进一步，在儒道之间，儒家以本体为我有，故积极进世以济生，而道家则只往自然论本体，如荀子批庄子的“蔽于天而不知人”，故消极避世以养生。
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就不可忽视历史上的三教争议，特别儒道之争，与儒佛之争。西汉由窦太后向武帝之间的文化政策过渡，就可看作是儒道之争的例子。儒佛之争尤烈，略览《弘明集》、《广弘明集》即可窥其一斑。同样，先后出现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其中大多也属儒佛之争的结果，且其根本原因亦正在于各宗各派所持哲学理念与价值取向的截然不同。
这些都是昭示着三教之异与不可合的历史证据。
再来说“可”。“三教同源”虽显见牵强，不足深论，而若为了保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建设多元文化，避免思想单一，则“三教合一”却也不失为一项可取的文化政策。在此意义上，三教“不妨言合”，或者“可言合”。
所以虽然儒、道作为本土哲学、教派源远流长，而佛教的传进却也由来以久，似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整个文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历史上也不乏三教同源之论，与三教合一之实。如汉末魏晋佛教的传进曾借老庄之言以论理，由此有“格义佛教”之说，东晋南北朝时，葛洪、陆修静之流曾借助佛教的部分样式乃至义理，以确立道教的科仪和经躲，以及明代高僧依佛经诠儒理，倡佛法亦同样重视仁义礼智之论，这些都是无可讳认的事实，而且也可说都是昭示着三教在历史上确有某种合流趋势的证据。
进一步，若追根究底，三教自是不同。若同，又何有“三教”之说？又何必言“合”？然而，也因为其有不同处，所以历史上三教不仅是在文化政策上有某种“合一”或者“合流”现象，而且在更深一层的哲学思想上，也有一些相互会通的地方与成果。
会通必以某种共通性为基础。
三教间的共通性，举其大者，莫过于其皆对宇宙实体有所说，而且其宇宙论亦皆最终服务于自身人生论的建构。这大概是以这三教为重要代表的东方哲学或者东方文化所共有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区区常自觅思，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而又可相互补充之论，其根柢应当就在这里。
这种论调从南北朝开始就已有学者倡导，如闻名的北朝《颜氏家训》就持此看点。他们大抵认为儒可以治国，道可以治身，而佛则可以治心。此后有谓佛学为“内家学”，或者“内学”，而视儒学为“外学”的比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比较而来。无论如何，从中我们显然可看出，在这类学者看来，三教之学至少都是与人生亲密相关的，而且也正是在这一共同基点上，各家可各擅所长，互为补足。
同样，自明末以来，以至今日，一直就有宋学，特别是其中的心学，是否曾受佛教影响的争议。如早先的程朱后学说王门弟子溺禅，而今天的牟宗三则以为自义理上说只有一个佛教，即印度佛教，并无“中国佛教”，并且宋学亦未禅化或佛化。佛对儒究竟有否影响，我们且不深论，但其之似有若无，无疑正主要是因上所说的三教间存在的共通性。
当然，依区区看，佛儒之间曾有相互影响是肯定的，如隋唐佛学论佛性，明佛性心性不二，即心即佛，从而刺激了宋明儒心性义理之学的开展。但是在究极理地上，或者说在究极见地上，佛对儒则不必有很大的影响，至少不会出格。若出格，则儒亦为出世矣!宁有斯乎？
此外，顺便说一点，我们似亦不可忽视历史上虽不乏由王朝政治倡导下的三教合一之议、之行，但其中是有主次的，而且揭明人性本善、劝勉忠孝仁义的儒教大抵一直是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
最后，还有一点也须注重，即虽然我们确实不难从历史上的儒教中找到某种宗教因素，但通常所说的“儒教”之教，则无疑仍首先是指“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并以此区别于佛、道二教。毋庸赘述，后二者之教更多地是意指“宗教”之教。此种分际，实际正是三教在历史文化中能取长补短、长期共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易言之，佛、道二教虽然相比于儒教，在哲学上有未是，有未足深究处，但在文化上则不失可取处，因其超越了常人的理解限度，而更有宗教信仰的向度。千百年来，佛道二教的发展显然与下层民众的信仰支持分不开。
所以区区认为“三教同源”说虽不足深论，但“三教合一”论若自普泛的文化发展意义言不妨言可，而若自哲学上追本溯源言则又不可，因其相互间固是有不可消灭之差异在。
其理由略见如上。
三教同源和三教合一是两件不同而有关联的事情。三教同源，是持三教合一论调的学者的一种构造，以此来支持自己看点的合法性，但从历史上讲这肯定不是真的，儒道还可牵强说都是源自中国前三代的原始宗教，佛教则是源自古代印度的宗教文化传统，三者无起源上的同一性。
从义理上讲，三教教义差异十分之大，一定要从中回纳出三者共同的东西，来作为共同的起源，并进而论证为三者的精髓的话，那将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首先抹杀了各自文化的个性；其次，能回纳出来的“稀薄”共性，将不仅仅是三教的特征，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特征，这样这个命题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为什么不说四教合一、五教合一乃至更多合一、世界合一呢？最后，能回纳出来的东西（如慈悲、仁爱、众生平等、对天/道/佛等超越性范导力量的敬仰和遵从）过于泛泛，都是普世的价值不假，但真要把此类价值贯彻到现实人生中则需要更深进的解析和更具体的法门，而对这些东西每一种文化或宗教体系都提供了各自不同、独具特色的教导和资源，这是抽象的共性概括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所以，我始终认为，三教同源是个事实上的伪命题，三教合一则是个寄托了美好愿看但既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具有实质意义的设想。
治理讲：虽然每个教派所走的路不一样，但目的地一样的，就象来广东，有的从天津来，有的从四川来，各走的路不一样，可能路上的风景有点不一样而已。
雪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