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贵州镇远血站侵吞万万国资 为催血放黄色录像(转载)
新华社贵阳3月27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刘文国
国务院《血液成品治理条例》明白规定，单摘血浆站由血液成品消费单元设置或者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分设置，其他任何单元和小我不得处置单摘血浆活动。
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单摘血浆站在2002年至2006年长达4年的时间里，通过不法改造使血站本色上酿成了小我运营。
那出形成近万万元国有资产被鲸吞、数百万元税款被偷逃的闹剧，让人深思。
七问
从何而来？
借改造之名 行鲸吞之实
镇远县单摘血浆站始建于1995年，原为镇远县人民病院的一个内设机构，对外利用镇远县血站的名字。
法院审理查明，那个血站是由镇远县人民病院向镇远县政府书面申请，并颠末贵州省黔东南州卫生局批复附和后成立的。血站成立的筹建资金，6万元为州卫生局拨款，25万元为血站向上海血液成品输血器材运营公司的告贷。血站成立之初，县卫生局下文借调到血站工做的11名工做人员工资仍由原单元发放。在政府1996年的相关文件中，镇远血站是县卫生局间接管辖的卫惹事业单元。1997年4月，镇远县人民政府又召开专题会议，明白镇远血站为县卫生局曲属的副科级卫惹事业单元，同年5月，血站获得响应产权注销证，并将其所有的国有资产停止了申报。
法院审理还查明，镇远血站成立之初，在镇远县防疫站工做的陈登富被县卫生局录用为血站站长，1998年2月，被镇远县政府再次录用为血站站长。县卫生局并指派原为县卫生局管帐的任庭辉担任血站管帐。
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为到达将血站资产据为己有的目标，2001年上半年，陈登富竟编造县血站系其小我投资所建的虚假事实，并屡次向镇远县指导要求对该站改造。得到镇远县有关指导附和后，昔时10月，镇远县血站向镇远县国资局申请停止改造评估立项。
评估过程中，陈登富操纵本身既是血站站长又是血站法定代表人之便，指使管帐任庭辉并伙同其弟陈登建等人，摘取隐匿、转移血站销售收进，隐匿财政材料，虚增血站债务以及伪造财政材料等办法，侵吞、骗取血站国有资产达965．8万余元，并将血站410多万元国有净资产“合法”占有。
008年10月，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功、受贿功、偷税功等数功并罚，判处陈登富无期徒刑，褫夺政治权力末身，并处充公小我全数财富。比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末审裁定驳回陈登富上诉，庇护原判。
先“搞定”书记 再“搞定”血站
有人说，陈登富做为血站站长，在血站营业的开展上确实“很有一套”，如对前来卖血的农人，无论一般的卖血者，仍是老年人或残疾人，一律来者不拒，【为了让卖血者处于兴奋形态多摘浆，陈登富以至组织人在卖血者栖身的处所免费放黄色录像。对那些心里恐惧不敢卖血的农人，他则哄骗他们说卖血能够治风湿病。】
通过那种无所不消其极的手段违背国度规定大量超摘血浆，镇远血站从1996年到2001年，未进账收进已超越3000万元，而账面收进每年才几十万元。为了将那些未进账的收进放进本身囊中，陈登富便动了将血站“改造”的念头。
但根据国务院的相关条例和卫生部的相关规定，单摘血浆站不容许小我运营。镇远血站的不法改造是若何完成的呢？
记者查询拜访发现，本来2001年镇远县原县长黄保勤担任县委书记后，陈登富发现黄是个有钱就能够“搞定”的人，于是通过屡次间接送钱的办法，将黄保勤收购。
尔后，黄保勤不只屡次召开县委办公会和县委常委会，讨论血站的改造问题，并且当分担卫生的副县长和县卫生局长拿着国务院相关条例告知他国度明白规定不容许小我处置单摘血浆活动时，黄不只不听，反而呵斥他们“胆子小，思惟不解放”。
最末，血站的清产核资也酿成了走过场，一个原来拥有上万万元国有资产的血站，账面反映出来的却不敷200万元，陈登富用两台旧车抵给镇远县委、县政府，就算是把国度本来投进血站的国有资金包罗县卫生局1999年无偿提赐与血站的冰柜、医用消毒锅等设备全数“还了本”。
之后在2002年至2006年长达4年的时间里，镇远血站通过陆续大量违规超摘血浆，陈登富获取的不法收进高达7000余万元，偷逃国度税金415万多元。
名为“解放思惟” 实为滥用权利
据有关部分查询拜访，镇远血站改造后，陈登富在本地享受的仍然是“正科级”干部待遇，县卫生局不只陆续给他发工资，还给他报销医药费、出差费，碰着上级来查抄时，镇远血站外表上仍然是县卫生局的血站，仍然姓“公”不姓“私”。曲到2006年，贵州当地一家报纸将血站违规摘血的部门黑幕曝光，引起省委次要指导的重视后，血站不法改造的问题才浮出水面；黄保勤伙同其老婆王量莹收受陈登富行贿46万元的违法立功事实也才逐步为人晓得。为此，黄保勤于2008年5月被贵州省铜仁地域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有关专家认为，国务院《血液成品治理条例》是1996年12月30日发布施行的，黄保勤做为一个县级干部，对国务院那一条例中的规定即便不晓得，在分担县长和县卫生局长明白告知后，也应严厉遵守，但他却以“解放思惟”为名，公开对国务院条例的那一规定视而不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镇远血站可以不法改造并最末成为陈登富小我的“提款机”，黄保勤那棵“大树”起了关键感化。没有黄的保护，陈那种“血耗子”，不成能在本地持久横行，“一把手”的权利过于集中，本地干部群寡无法对其停止有效监视，是当前我国一些下层政权治理中的一个凸起问题。
单光鼐说，虽然中心三令五申，强调要依法行政，但一些下层指导干部“权比法大”的意识还根深蒂固。“我就是法”“我说了算”，在镇远血站不法改造案中，县委书记以“解放思惟”的名义为本身的胡做非为辩解，就是那种权利至上意识的表现。轨制不完美，在浩荡利益的诱惑下，好人也会酿成坏人。不从体系体例、机造上处理指导干部权利的监视造约问题，那种名为“解放思惟”，实为权利滥用的闹剧，就不免还会重演。
单光鼐说，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一些指导干部以思惟解放为名“挂羊头卖狗肉”，以至公开踩踏国度法令律例，并非个别现象，那种“解放思惟”，不只不克不及凝聚人心，构成共识，反而会松散人心，毁坏干部群寡对变革开放的自信心，其危害性不成低估。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发耀说，当前国度有关部分一方面应陆续加大对指导干部法治意识的培训力度，另一方面，也应把相关轨制做“实”，让通俗干部群寡能对次要指导权利的行使实正停止监视，类似镇远血站如许明显违法的“改造”，最末竟要省委次要指导批示才得以查处的事务，才不会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