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黄宏
杭州
近段时间，有关行政区划调整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实际上，最近这些年来，浙江不少地方都经历过行政区划调整。
已阅君把县级以上的择要罗列一下：
2013年，绍兴县、上虞市被撤销，设立绍兴市柯桥区、上虞区。原属绍兴县的孙端镇、陶堰镇、富盛镇当时被划归越城区。当时以原上虞市的行政区域为上虞区的行政区域。不过在今年前段时间，又有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原属上虞区的沥海街道划归越城区。
越城区是绍兴市的主城区，从这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应该能看出它的“成长轨迹”。
2014年，撤销县级富阳市，设立杭州市富阳区。
2015年，洞头县撤销，设立温州市洞头区。这也不是常见的撤县设区，因为随着这次区划调整，原属龙湾区的灵昆街道，被划归了洞头区。
2016年，宁波有大动作：撤销江东区，原江东区管辖的行政区域划归鄞州区；鄞州区的集士港镇、古林镇、高桥镇、横街镇、鄞江镇、洞桥镇、章水镇、龙观乡、石碶街道划归海曙区管辖；撤销县级奉化市，设立宁波市奉化区。
2017年，有两件事：玉环撤县设市；临安撤市设区。
2019年，龙港撤镇设市。
然后，就是上周杭州的这次了。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近年来浙江的这些行政区划调整，其实包含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
第二种是“撤县设区”或者扩大主城区；
第三种是对原有的市辖区进行调整。
这三者的目的，相当不一样：
“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意味着将县、镇变成县级市，侧重点放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撤县设区”，也就是把原来的县或县级市转变为市辖区，目的是为了将此前相对独立的县域纳入市管辖，为的是在城市“扩容”时拓展发展空间。
市辖区调整，则是通过合并、拆分等方式来实现“存量优化”，为城市进一步发展打开新格局。
这三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其实代表了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
光从一个省的视角，不大容易看得出这三者之间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视角放到全国。
“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已阅君这里就不聊了，光聊后两者。
很多人可能注意到了：从去年6月起，全国不少地方迎来了一波行政区划调整的“大潮”，像成都、烟台、芜湖等城市都被“卷入”。
这些城市，其实都不寻常：成都和长春都是省会城市；烟台的GDP在山东省内排名第三，有望在5到10年内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芜湖在安徽省内是GDP排名第二的城市，在合肥市2020年GDP破“万亿”后，它的发展赢得外界更多的关注。
因此，去年这波行政区划调整，也不寻常。
这些城市是怎么调整的呢？
成都是“撤县设区”，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烟台是撤销蓬莱市、长岛县，设立蓬莱区。芜湖市则比较繁杂：撤销三山区、弋江区，设立新的弋江区；撤销芜湖县，设立芜湖市湾沚区；撤销繁昌县，设立芜湖市繁昌区。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调整差不多仍是“撤县设区”，都属于城市“扩容”，旨在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使城市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更为增强。
市辖区调整，实现“存量优化”的例子，则要到更“大”一些城市的区划调整中，才能找到。
像在2010年，撤销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市东城区；撤销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就是其中一例。
自从2000年起，上海市辖区也进行了好几轮区划调整：南市区并入黄浦区、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黄浦区和卢湾区合并为新黄浦区、静安区和闸北区合并为新静安区、崇明撤县设区。
上海
广州也进行过调整：东山区并入越秀区，芳村区并入荔湾区，设立南沙区，萝岗区并入黄埔区，从化、增城撤县设区等。
苏州也有类似的情况：2012年，苏州市沧浪区、平江区、金阊区合并为姑苏区；同时撤销吴江市，设立吴江区。
这些城市，要么是“老一线城市”，要么是“新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从它们怎么进行区划调整，不难看出，它们在同时下两步棋：在原来的主城区，将随着发展已经面积过小的区合并起来，统筹发展资源；而在城市的外围，则“撤县设区”，持续进行城市“扩容”。
从省外这些城市怎么进行区划调整，再结合这些已阅君前段时间介绍的这些城市“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就能将这些城市的未来发展之路看得更清晰：
有些城市，正在努力发展自己，希望通过区划调整、实现城市扩容，甚至为自己铺就进入“万亿俱乐部”之路；有些城市人口已达千万级，或者有望在未来达到千万级，则希望通过“存量优化”的方式，为自己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条通道。
不管是什么方式，从这些年浙江的区划调整来看，这些城市不但早就设定目标，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也早在几年前就稳步推进，相关行政区划调整，就是其中的一环。从中想必能看出“谋定而后动”这五个字。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