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到的是贵州茅台：据茅台酒厂的官方纪录片《百年茅台》所述，1949年时，茅台酒的主要市场仅限于重庆、贵州以及香港地区，直至1950年首个“国庆”期间，首都北京都还未有茅台酒供应，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时，茅台酒的产地——遵义市尚未获得解放，更不用说其所属的茅台镇了，从这些事实来看，贵州茅台不具备作为“开国第一宴”指定用酒的背景。
其次我们探讨的是山西汾酒：汾酒自古以来就是享有盛誉的佳酿，汾酒厂早在1919年便已创立，其产品畅销全国，鉴于山西与北京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捷，运送货物十分方便，因此汾酒完全符合成为“开国第一宴”用酒的要求。
对于红星二锅头来说情况不同：该品牌在那时成立尚不满两年，未形成广泛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红星”这一商标直到1951年6月1日才正式注册，基于这些因素，红星二锅头在那个时期显然不足以担纲“开国第一宴”用酒的重任，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出“开国第一宴”中举杯共饮的应当是山西汾酒。
除此之外，还有两款备受瞩目的酒品，它们分别是清雅的竹叶青和醇厚的绍兴黄酒，这两款酒同样为那次历史性的宴会增添了丰富的风味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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