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也体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许多山西商人都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白手起家。比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年轻时家境贫寒，被迫生活。他曾经是一名仆人，在清军费阳古部充伙夫，服务杂役。后来，他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和史大学一起进行贸易。首先，他肩负着小贩，拉着骆驼，然后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开了一个“吉盛堂”商号，然后改名为“大盛魁”。经过几次磨难，他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也体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上。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也体现在他们不怕艰辛，敢于冒险上。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着风雪，冒着障碍，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东渡日本，南至南洋。充分展现了他们不畏艰辛、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例如，山西商人在清朝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蒙古戈壁沙漠、库伦、恰克图、俄罗斯西伯利亚、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业道路，这是继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清朝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业道路。伊犁、塔尔巴哈台等西北地区也是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明朝以来，山西商人一直在日本贸易。清朝乾隆时期，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最大的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在韩国和日本开设了银行。没有很大的气魄和勇气，这些事业的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做生意就像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和环境的危险，还要经常遇到被盗贼抢劫和丧生的危险。比如榆次人秦必忠从小做生意，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期开始兴盛。北方人去南省喝茶，舟鞠风波被认为是一种恐惧。秦必忠无疑是冷静的，经过多年的回归，他们都获得了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做生意，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说：“杀虎口，杀虎口，没钱难过口，要么丢钱，要么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旅蒙晋商并非因此退缩，而是人越来越多，势如潮涌。一些山西商人为了适应社会不稳定的现状，自己练武功。明代嘉靖时期，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为防止日本海盗入侵，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此可见，明清晋商经商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常为人所称道。尊，原本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主张人一生要勤奋、勤奋，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就是敬者；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松懈的精神状态。奉献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传统观念是重儒轻商，所以四民中以士为一，商为末。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商业和士农工是同样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尊重。晋人摒弃旧俗，赞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断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里最好的孩子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孩子很多。比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字章美，识人重。长大后放弃科举，去张家口做生意。维丰才华横溢，办事干练，尤其是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判，立即决定，为同事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务部员，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歌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为“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阳”。但他最热衷的是经营商业。常氏将“学而优则仕”改为“学而优则商”，能集中几代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相当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将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常氏商业蓬勃发展。可见，把商业当成终身崇高的事业，是山西商人经商成功的重要因素。 奉献:是事业成功的源泉，勤奋、勤奋、谨慎的作风是奉献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比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年十四失情，...二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家庭很贫穷，他的母亲和哥哥没有钱，所以他不得不放弃学习和做生意。他服务于京东赤峰县..他努力工作了40多年，但他的家庭很富裕。“榆次人李志春，“贫穷的家庭，年轻的父母，兄弟佣工，兄弟和战争，所以学习直隶顺德府布店，几十年勤奋，执事，积累了余资，是旋转娶了王，……三个儿子都成立了，赤城的长生意，二、三个儿子耕作，后家逐渐崛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着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山西大多数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累，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千里迢迢，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九年，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以谨慎经商而闻名。这并非说他们不敢经营大企业，相反，他们非常关注大企业。然而，他们不容易冒险，也不会打毫无准备的仗。相反，他们必须在充分调查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就贷款而言，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也存在风险。他们必须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付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产状况等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贷款。有的票号还明确规定用户透支金额:上等户不超过3200，上等户不超过5000-1200，中等户不超过3200，下等户不与之沟通。这一规定是出于谨慎行事的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非常重视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群体力量。他们以宗法社会的乡村友谊团结在一起，以维护会馆和精神崇拜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理解，协调商业数量之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形成大大小小的商业帮派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业帮派精神首先来自家庭之间的孝道梯子和谐。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年轻人常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劳，会坐而食父兄弟吗？所以“贾秦陇间”，因为他在商场里“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之后。治家很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朝襄陵人乔承统，“父中盐卒于扬州，随后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监督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逃跑。杨捕迫在眉睫。承统挺身而出，被判刑，五毒备至。最后，他没有说他哥哥在哪里，他被释放是为了贿赂千金。弟弟回家，破析自己财富的一半”。介休冀的马太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待以举火者，无忧无虑的数十百家，都是妻子赞助的”，“又待伙极厚，老人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兄弟们聚集在一起，让练武术的九兄弟先折一双筷子，然后让他们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他们不断地折叠。映霞的隐喻让兄弟们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弘扬群体精神的同时，山西商人也注重量才的使用，尽力而为。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说:“他的家庭是力田，他的兄弟是贾，他的业盐是淮。明朝蒲州人王冕，“早卒而孤，家无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说：孤而无助，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说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业务扩张和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山西商人逐渐形成了从家庭到乡村的“同舟共济”群体。比如明朝蒲州人王氏，“他的儿子，钱本持有优惠券，以化居郡国，肩相摩趾相连”。可以看出，有很多孩子从王氏那里得到了资金。明朝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为大商人家庭，三家人结婚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书记和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书记，马自强书记。三家公司的婚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计投资数百万。张和王二氏共同组建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和长芦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晋商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典当业中出现了所谓“江以南为徽人，说徽商；江以北为晋人，说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个名字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末，山西票号在中国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汇通世界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镇人为主体的山西商人群体。 商业管理中山西商人的商业帮派精神有三种形式： 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是一方出资，一方出资，有无相资，劳逸共济。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共商，也就是财东和伙计合作经营。与朋友合作经营不同的是，财东可以有很多伙计，所以“估计人产，但如果数几个大小伙计，数百万的产能就屈指可数了”。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其规模组织而言，这一制度在中国商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无论是朋友还是伙伴，它仍然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商人群体。 二是根据地区形成商帮。这种形式是以地域乡人为纽带，以朋合营利和伙计制为基础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是这个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以山西商人为例，这类地区帮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根据全省各地区形成了泽鹿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不同的商业帮派。清季票号兴起，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三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管理的一些小商号，类似于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活动中发挥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一种独特的劳资组织形式。 实行股份制，劳资双方都能盈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商业企业经营中的群体作用
收复外蒙的徐树铮，谁知道别人的事？
就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主演的《少帅》。在《少帅》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那就是在火车站，一个人被枪杀，与奉系无关，没有太多的介绍。后来，我意识到这个人是徐树正。虽然他不是北洋军阀中最著名的，但他绝对是最有才华的。
北洋军阀一直有皖系、直系、奉系之争，估计徐树铮当时被杀，就意味着皖系退出了历史舞台！
提到北洋军阀，一定要知道袁世凯、段祺瑞、曹坤、冯国璋、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勋、冯玉祥、阎锡山等，但很少有人关注徐树铮，但这个人很重要。可以说，以安徽军阀为代表的段祺瑞是由徐树铮协助的。
早年经历
徐树正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北洋军阀所有人所拥有的。北洋军阀不喜欢袁世凯领导的阅读。就张作林而言，他只是一个土匪。因此，徐树正是北洋军阀羽扇龙巾的顾问。
1901年，徐树正离开家乡去了山东，想去袁世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见面，但他遇到了生活中的贵族。段祺瑞和徐树正为段祺瑞工作了20年，开启了他人生事业的起点。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迅速崩溃。袁世凯被起复镇压革命。在此期间，徐树正为段祺瑞提出了建议，暗杀了计划起义进入北京的吴禄贞。
提倡武力统一
当时，由于北方张勋的复辟，南方军阀发起了保护国家和法律的运动，徐树正主张军队统一南方。因此，他吸引了曹坤和其他人。1918年2月，曹坤、吴佩孚、张敬尧、张怀芝、冯玉祥等军阀南征。
与此同时，徐树正秘密让张作霖进入海关，并在秦皇岛截获了从日本购买的大量设备。同时，他让段作为总理，然后继续向南征兵。就在徐树正被北京和各种军阀操纵之间，南方前线的情况越来越糟。此外，北洋派系之间的矛盾太深，徐树正的统一政策破产了。
收复外蒙
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树正开始关注外蒙问题。由于沙俄对外蒙古的操纵，外蒙古是独立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后，苏俄自己也是一堆事情，根本无法管理外蒙古。这时，日本还是想把自己的力量渗透到外蒙古，于是徐树正用编练参军。1919年6月，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徐树正将军队开往外蒙古。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斗争，外蒙古全境再次被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直皖大战
徐树正收复了外蒙古，他自己和皖系的威望和实力大大增强，使张作林和曹坤如坐针毡。直系明确提出罢斥徐树正，段祺瑞坚决拒绝接受。因此，直皖战争开始时，皖系失败。直皖战争的失败对徐树正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武力统一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他的政治生活也随着皖系的倒台而基本结束。
1925年12月29日下午，徐树铮乘火车离京赴津，冯玉祥派人枪杀徐树铮。至此，标志着皖系军阀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