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出现“下克上”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由于日本政府在战争初期缺乏有效的战略指导和执行能力，导致部队在前期作战中过于依赖大型装备和技术，导致在与英美等先进国家军队的交锋中处于劣势。，，由于日本军队在人员素质、训练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使得他们在与英美等国军队的近距离战斗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日本军队在领导层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不能正确分析和处理战场形势，无法及时调整战术，最终导致了其在二战中的失败。
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队为什么会出现“下克上”的现象？
“下克上”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五世纪，那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战乱频仍，地方大名对抗幕府将军、家臣反叛家主、农民驱逐武士……总而言之，“下克上”就是指身居下位的人战胜或推翻了身居上位的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中国热播，该剧讲述了一个佃农的女儿最终成为富商的故事，女主角阿信因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成为励志的典范，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阿信更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因为家庭极端贫困，年仅7岁的小阿信不得不离家去当女佣，饱受管家的虐待，少女时又差点被父亲卖去当妓女，她的母亲也被迫当过女招待、搬运工，两个姐姐也是从小出去务工，在丝厂做工的大姐因积劳成疾，正是19岁的花季就离开了人世。
《阿信》剧照
小阿信的遭遇正是二十世纪早期日本农民家庭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日本，由于一战爆发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使得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是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主要落在了财阀的手中，财阀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大企业（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大家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的3/4，日本所有私人银行存款的1/3，所有信托存款的3/4，所有人寿保险单的1/5。所以，普通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反而得承受物价上涨的痛苦。
财阀一面残酷地剥削劳动者，一面与政党勾结操纵金融和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贫富的悬殊，尤其是农村完全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中。
当时日本的农民中，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很多家庭是佃农，因为地租高、债务重沦为赤贫，农民们除了耕耘土地之外，还需养蚕，进城做工贴补家用，即使这样也难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
日本军队的兵源主要是农民，军官中也有相当多的是农民出身。以1932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为例，337人中，农民出身的就占了40%，这些人对农村的贫困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至于非农民出身的军官，他们也能够从自己的士兵那里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状况。这些青年军官出于爱国忠君的思想，对政界、财界的腐败十分痛恨，认为他们的上级、政客和财阀是破坏国家的国贼，他们要为腐败以及所造成的贫困负责。
于是，在少壮军人中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忠君爱国，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以达到诛戮国贼、革新国政的目的。在参谋本部、陆军省以及军队中，有不少高级将领和中坚将校也鼓吹这种思想，把士官学校的学生与青年军官都鼓动起来了。他们组建、加入各种秘密组织，这些秘密组织有的主张直接行动和暗杀，如“天剑党”；有的则主张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如“一夕会”、“樱会”。
主张领土扩张的人认为，满洲（中国东北）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如果得到满洲，不但可以为日本过剩的人口找到出路，还能为日本的工业提供极需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可是东北当时还在中国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张作霖虽然是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但对日本并非言听计从，于是关东军对他的不满与日俱增，已经有了让他下野另外扶持傀儡的计划。
1928年，随着奉军节节败退，北伐军步步逼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劝张作霖返回奉天，张作霖面对内外双重压力只好答应。关东军认为实现计划的机会来了，决定拥护张作霖返奉，等他出关后立即解除奉军武装，夺取满洲实权。田中首相禁止了关东军的计划，让关东军的将校们非常失望，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行动。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悄悄离开北京。4日5时30分，专车到了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的吊桥下，关东军预先安放在那里的炸弹爆炸了，炸塌的桥板正好压在张作霖的座车上，把他压成重伤，当天上午10时就死了。
张作霖被炸现场
田中听到张作霖被暗杀的消息后非常气愤，因为他派人和张作霖谈判的满蒙新五路协定①已经大半签订了，田中正想等张作霖回到沈阳后，继续威逼利诱以完成分离满蒙的阴谋。关东军的独断专行使他的阴谋落了空，田中极为愤慨地指责关东军“子女不知父母心”。
①满蒙新五路：一、敦北至图们江；二、长春至大宾；三、吉林至五常；四、延吉至海林；五、洮南至索伦。其中敦图铁路是日本最想建的，如果建成，从长春到大阪的时间不但可以缩短到35个小时，还可以避开海上敌舰的威胁。
满蒙新五路协议中的五条铁路图
张作霖被暗杀让田中有了整顿军纪的打算，他对陆相宇垣一成和海相冈田启介说过要把策划暗杀的军官交给军事法庭惩戒。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官员却坚决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就把此事公开了，一来会给陆军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二来会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劝田中不要将“国耻”宣扬出去。得不到支持的田中只得宣称日本军人与此事无关，但要负“警戒上的责任”。处理结果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河本大作等人被停职，但随后就被编入预备役，一件在他国领土上暗杀他国领导人、震惊全球的事件就这样不痛不痒地了结了。
河本大作
田中义一是陆军大将，作为军人出身的首相，连他都没有能力控制住这些将校，由此可见他们的跋扈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
重光葵是二战结束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他在战后所写的《昭和的动乱》中对张作霖事件做了这样的评论：
“军部的实况，已经到了连这种基本名分都不遵守的无统制、无纪律的地步。而隐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理由，是唯恐对国际关系发生恶劣影响，因此就给了军部一个印象，今后凡是对国际关系有恶劣影响的阴谋，就是实行了，国家也可以默认。……其恶劣影响国家也必定替他负责，当事人不受任何制裁。”
1930年，东京的少壮军人违反明治天皇“军人不准许政治结社”的敕令，成立了“樱会”，1931年，“樱会”成员计划在3月20日出动军队包围国会，推翻内阁，拥护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掌握政权。由于宇垣的拒绝，让这一政变胎死腹中。
这个“国内政治改造”计划失败后，少壮军人们把目标转移到了国外，决定先以武力占领满蒙，再实行“清除君侧，自夺政权”的事业。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把“九一八事变”付诸实施的是“关东三羽鸟”，即关东军的三个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花谷正少佐，其中以坂垣和石原为核心。石原有头脑，有谋略，是二战时日本将校中少有的战略天才，坂垣沉着冷静，思维缜密，组织能力强。两人一个负责计划，一个负责行动，顺利地实施了“九一八事变”。
板垣征四郎
石原莞尔
关东军发动事变的日期本来定于9月28日，但被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察觉了，向日本外务省发去机密电报称“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引起冲突”。外相币原喜重郎据此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11日，裕仁天皇也召见了南次郎，要他整顿关东军的军纪，让南次郎感到惶恐不安。
9月14日，币原又接到了林久治郎的密电，关东军将在9月18日行动，币原郑重地质问南次郎。南次郎当即派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沈阳传达皇命，制止关东军的这一行动。但建川和板垣、石原都是“一夕会”成员，当然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建川故意把这件事透露给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佐（“樱会”成员），桥本立刻发出“事暴露立即坚决行动”“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无需担心，应坚决行动”等几封密电给坂垣。
建川于9月18日傍晚到达沈阳，在坂垣的招待宴席上喝醉（是真醉还是假醉只有问建川本人了）后回旅馆睡了，晚上10时30分，日本铁路守备队柳条沟分遣队依照计划按动了爆炸铁路的电钮。“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日兵在沈阳城头向城内攻击
11点46分，一切已成定局，坂垣等人这才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报告，并要求本庄追认这一行动（可见坂垣等人对自己的司令官也实行了“下克上”）。本庄思索片刻，表示由自己负这个独断行动的责任，然后下达了攻击沈阳近郊、辽宁、长春、凤凰城和鞍山的命令，同时向驻青岛、驻朝鲜的日军司令官发出急电，请他们派兵援助，并向军部发出的电报，谎称：“北大营西的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兵，迫我守备队与之发生冲突”。
本庄繁
首相若槻礼次郎得到消息后，在19日上午10时，紧急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币原喜重郎宣读了林久治郎的来电。电报中，在沈阳的满铁理事、抚顺煤矿、关东军长官和警保局长都证明关东军并非自卫，使内阁成员们认定“九一八事变”不是中国军队故意挑衅、攻击日军，而是关东军有预谋的行动，加上担心这一行动会引起国际强国的制裁，于是内阁做出“事变不得扩大”的决议。南次郎把内阁的决议电告本庄繁时，还另加了两点：一、不得占领满洲。二、不得设立军政府类似机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身为军人的本庄繁似乎不知道这个天职是何物，对决议毫不理睬，继续准备出兵吉林和哈尔滨。9月21日凌晨3时，本庄收到了朝鲜军一定会来援助的回电，立即下令第2师团出兵。22日又发出进攻哈尔滨的命令。
朝鲜军越界进入中国，这更是毫无借口可寻的侵略行径，日本军部发过几次电报制止朝鲜军的行动，但毫无作用，日本海外驻军将领的嚣张跋扈可见一斑。
由于日本军部和参谋本部都严令关东军不得再将事变扩大，并派人到关东军军部监视，本庄繁只得下令停止进兵哈尔滨。
对此，坂垣和石原非常愤怒，决定孤注一掷“回国举行政变，铲除政党政治，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政府，除去三井、三菱等财阀，重新分配财富”。他们联合青年军官，阴谋在12月24日出动军队发起政变：一、袭击首相官邸，把官邸内的内阁成员全部杀掉；二、占领警视厅、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逼迫长官支持他们的行动，不服从的则一律逮捕；三、请奏天皇下令由军人组阁，让荒木贞夫任首相、建川美次任外务省大臣。
擅自发动战争侵略别国，还强迫政府予以支持，政府不支持就发动政变推翻政府，这些少壮军官可算是把“下克上”发挥到极致了。
不过这一计划泄露了，他们被迫终止行动，但第二天就有流言说关东军要在满洲独立，脱离日本，宫内省立刻派侍从官飞往沈阳，代表天皇慰问关东军（关东军当然否认有独立意图），而预备参加政变的的军官们也只是象征性地受了行政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开始进攻黑龙江了。
面对关东军一再的抗命不遵，日本军部无奈之下于11月5日亮出了最后的王牌——《临参委命》②
②《临参委命》：天皇把统帅权的一部分授权给参谋总长，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天皇名义代行。
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有着神明一样的崇高地位，可是关东军将校们接到相当于御旨的《临参委命》后，不但没有撤兵，反而认为这是不信任本庄繁，联名向参谋本部提出了抗议。
为了制止关东军，参谋总长连续五次用了《临参委命》，本庄繁迫于压力，又得知土肥原贤二正在天津制造混乱，这才停止北进，改为南下进攻锦州。参谋本部又在11月27日和28日，接连用了四次《临参委命》阻止，这才让本庄繁停止了行动。
从11月5日到28日，参谋本部一共用九次《临参委命》，可见在关东军将校的眼里，不但军令，就是天皇的敕令也形同虚设。
就在政府和参谋本部全力制止关东军的扩张行动时，日本的民意却开始转为支持关东军。由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得关东军攻城掠地的“捷报”接连不断地发回国内，极大地刺激了国民的热情，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英雄行为”，是在替国家扩展“生存空间”，政府应该予以支持。最终，连天皇都认可了关东军这一“开疆拓土”的壮举。
这样，若规内阁对内无法控制关东军的行动，还被民众认为拖了关东军的后腿，对外又无法应付国际舆论的压力，只得在12月1日提出总辞。13日犬养毅内阁成立，少壮军人拥戴的荒木贞夫大将出任陆相。很快，内阁就奏准第4和第8师团从日本调到东北，第20师团也从朝鲜移驻满洲，让关东军顺利占领了锦州，然后又夺取了哈尔滨，完成了“九一八事变”的目的。
按理说，不经批准擅自侵略别国，违抗上级军令，不服从《临参委命》，随便哪一种行为都是严重触犯军法，应该受到惩罚的，可是由于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太过顺利，损失太过轻微，而欧美强国又因经济危机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心思过问东亚的事情，更不会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来对付日本。轻易获得了这么一大片土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将校们自然就成了“开疆扩土、扬威海外”的英雄了，不但没有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反而获得嘉奖、晋升。本庄繁于1933年4月6日升任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 6月19日又晋升为陆军大将，1935年12月26日更被授予了男爵爵位，成为贵族。而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更是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日本有一个著名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就是因为其父崇拜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才有了“征尔”这个名字）。
关东军将校们未经命令就侵略东北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天皇褒奖的事实，给了少壮派军官们启示和鼓励，于是他们纷纷效仿，使得“下克上”行为越发不可收拾。暗杀政府要人，发动政变，在中国故意挑起事端引发战争的事情就一件件发生了，不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最终也把自己的国家拖进了战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