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学生患焦虑症，原因有哪些
毕业即失业。
从小到大一直是被安排的，家长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都是：听话，乖乖念书就好，临到毕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人安排了，自己何去何从，未来的路在哪里都不知道，自然难免焦虑。
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工作，自己喜欢干什么能干什么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植物家的女儿介绍
植物学家的女儿》是一部中法合拍的电影，早在2006年就已经上映，可惜的是2006年的我还徘徊在中学，根本没有观看这种“断背电影”的资格，所以时至5年之后，我才有幸欣赏到了这部悲戚而又唯美的爱情电影，其实这部电影除了同性恋的噱头以外，其实说白了却不外如是：不过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相遇了，然后相爱了，只不过恰好那个对的人是个女人罢了。
精神结构和创伤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两个主要理论，尽管弗洛伊德的这两个理论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至今仍没有充足而严密的科学论证，但他却受到了诸多文学家、艺术家的盛赞，近年来，精神分析被广泛的用于文艺评论之中，虽然有些观点略有偏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不可否认的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确为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和更为广阔的空间，笔者试着以精神分析中的精神结构和创伤理论来解读电影《植物学家的女儿》，希望能对人物剧情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当弗洛伊德尝试用催眠技术治疗他的歇斯底里病人时，从病人的细节故事中发现大多数歇斯底里病人的背后都掩藏着一些处于被扼杀状态的心理情感，这些情感与一种从由意识中被切断的记忆有关，弗洛伊德称之为“观念下的意识情结”，弗洛伊德与荣格都认为创伤导致心灵的伤害和自我的分裂，痛苦的经历、幻想的长期延续，以及任何导致负面情绪长期积累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创伤的源头，这种创伤的影响往往是无意识的，包括性向的选择、自卑情绪、以及歇斯底里等。
在电影《植物学家的女儿》中，李明是在唐山孤儿院长大的混血孤儿，母亲是苏联人，父亲是中国人，三岁的时候，父母双双在唐山大地震中丧生，这次地震成了她心底最深的梦靥，在李明的意识之中，唐山地震与母亲都是被选择压抑，归于无意识范畴的记忆，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具有强烈的冲动能量，所以他总是寻机想反回到意识行动中来，但其往往要就过妥协才有资格进入前意识，花房中，当李明枕在安安腿上，烟斜雾横，无意识中的痛苦记忆被唤醒，李明回到了唐山地震的那刻，也看到了短头发的母亲，自此以后，她不在受到地震的恐吓，同时也换上了母亲的苏联装扮，开始正视自己的本我，对安安的爱也变得真正理所当然。
对于安安而言，她有父亲和兄弟，而实质上她仍然是一个孤儿，安安从小丧母，跟着父亲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植物园中，她的生活出了侍奉药草，便是维护父亲的专制，原始的植物园是一个“自由”的诱惑，安安像一只生活在丛林中的美丽蝴蝶，拥有享受自由的先天条件，然而父亲的专制又是一个隐藏在丛林里的牢笼，将她紧紧的禁锢，她一方面在梦一般的植物园中有着对自由的本能渴望，一方面又不得不遵守着父亲近乎变态的生活预设：晚上九点以后绝对不能打扰一个教授；早餐绝对要在七点食用；睡前茶绝对要用雨水等，如此种种，每一个生活步骤都有固定时刻，绝对不能被打破，植物园的与世隔绝，父亲的冷漠，使安安从小便无法感受到来自异性的爱，因此她便更加热烈的幻想母亲（或者来自同性）的爱，所以李明的出现，犹如在冷漠的大海中的一根救命稻草，给了安安渴望以及的温暖和爱，所以安安对李明说：“你来之前，我很孤单，孤单得可拍，你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孤单的感觉了。”
两个不幸的人于茫茫人海相遇，无疑是不幸之万幸，而但这个人恰恰也是个女人时，那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是两个受伤的灵魂，互相慰藉；不过是两个孤独冷清的灵魂，互相依偎取暖。
上文提到，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创伤会导致心灵的伤害以及自我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极端的时候便会造成人格的完全分裂，演化出截然不同的多重人格；而更多情况下，他则表现为多种人格的矛盾和纠结，在一九二三年的《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弗洛伊德阐述了他的精神结构理论，即关于人格的三个系统或是哪个过程的论题：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的内容是本能冲动的心里表达，即按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本我是通过与需求和激情的身体来源相接处而得以分化的，而自我则是心理机制通过与外部实现相接触而产生的分化作用后而发展起来的，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或良心，他受社会规范、道德和环境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