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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是宣统帝的父亲，也是清末的摄政王，慈禧去世后，载沣曾一度掌握大权，但由于缺乏政治才干，最终被迫退位。
1911年12月7日，载沣最后一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讨论处理政局的问题，会议内容是载沣退位后，朝政由袁世凯的内阁负责，应请颁布诏旨盖用玉玺并觐见典礼，由隆裕太后率皇帝进行。
12月8日，载沣和奕劻一起会见隆裕太后，当面“辞职”，隆裕太后对载沣早已不满，也没有任何挽留，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载沣为大清“愁”了三年，下台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今回府后，即杜门谢客，不干预政事也。”
回家后，载沣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对他的福晋说道：“从此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一个月前，他刚刚迎来了嫡女，而且他的次子也只有五岁，正是抱孩子的最佳时期。
载沣下台后，大清已经行将就木，他作为大清的“股东”，清闲的日子没过多久，便再次卷入政治漩涡。
袁世凯以国库空虚为借口，要求皇室宗亲捐款，载沣家底相对较薄，只捐出了六七万银元，还向袁世凯作出说明，袁世凯似乎并未信服，派人调查才发现载沣个人存款不多，但他为了表示诚意，还用亲王俸禄捐资一万两。
日本人利用南北分治的机会，拜访载沣，提议清廷北迁的可能性，载沣坚决拒绝，以免给日本分裂大清制造机会。
不久，局势对清廷越来越不利，先是南方成立了中华民国，然后袁世凯拿到了数百万王公捐款却毫无实际行动，还试探性地提出了清帝退位的建议。
1912年初，面对清廷的危机，载沣再也坐不住了，他四处活动，寻求帮助，参加了御前会议，但最终无法挽救清廷。
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载沣也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1913年秋，结束政治生涯的载沣，在自己的府邸迎来著名人物孙中山，孙中山应邀来到北京会谈，虽然孙中山是大清的掘墓人之一，但载沣并没有对他怀恨在心，反而接见了他，此时的载沣已经没有为政的动力，更没有权力和威胁，两人之间的会面更像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叙旧。
在位的载沣，只有一个妻子幼兰，这在名流中堪称极品，赋闲后，幼兰已近三十，而且比较强势，甚至对载沣有些嫌弃，载沣也有点不甘寂寞，再纳了一位妾室邓佳氏。
之后的载沣，完全成为了宅男，皇室的事，他从不介入；家务事也嫌麻烦，还是由其生母主持，载沣每天也只是吃饭、读书、休息或者与妻妾聊天，据他的儿子溥杰回忆，载沣的日常行动始终如同刻板文章一样，从未有任何改变。
1917年，张勋复辟，许多清朝的遗老遗少以为爱新觉罗家族可以重新掌权了，纷纷向载沣报喜，并劝说他能够出山辅助溥仪，载沣却非常慎重。
清朝灭亡后，各种复辟活动不止一次，但都没有成功，对于张勋复辟，载沣也没有太大期望，只是静观其变，结果，仅仅十二天，闹剧就宣告结束。
与载沣的政治不作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妻子幼兰，为了恢复大清而奔走呼号，幼兰联合谨妃，拉拢奉系军阀，结果被骗，更让人遗憾的是，她的儿子溥仪逐渐长大，却经常与谨妃发生争执，她夹在中间，既心疼儿子，也觉得对不起盟友谨妃，眼看着复辟无望，家事也一团糟，幼兰一气之下，于1921年自杀。
后来的载沣，对恢复祖业的热情越来越低，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军阀的鼓动都拒绝了，最直接的证据是他剪掉了象征祖制的辫子，还穿上了西装。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逐出宫，溥仪带着清廷遗民跑到天津当寓公，载沣坦然面对这一切，依旧留在京城过着自己刻板的生活。
随着皇室被驱逐，原有的优待条款也被废除，载沣的生活来源也失去了保障，为了维持自己的悠闲生活，他开始变卖家产，最后因坐吃山空而不得不搬离住所。
1928年，北方战火连绵，北伐军势如破竹，执掌京城的奉系军阀退出关外，面对不明形势，溥杰接受张学良的建议，说服载沣带着全家到了天津当寓公。
载沣寓公一当就是十年，1936年，载沣只住了两个月，期间也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就在天津继续居住，1939年，载沣返回北平，住在醇亲王府西花园。
北平迎来新人后，载沣将王府出售，之后两年内又多次搬家，1951年1月23日，载沣寿终正寝，享年68岁。
秋媚说：载沣辜负了慈禧的重托，也辜负了历史赋予他的机会，成为了大清的“亡国之君”，他是富贵王爷，却并非合格的政客，他的书房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便是其个性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