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它是冒险征途中的“钥匙”，在这场旅途中，每一点火光都能为我们补充能量，让我们的旅程飞得更远。
在黑暗与迷雾中，点燃蜡烛，它可以指引我们前行，更重要的是，烛光能为我们解读壁画上的故事，揭示“先祖”的意志，并解开王国覆灭的谜团。
当我们遇到阻碍与困滞时，点亮蜡烛，就能以点点光芒战胜黑暗。
它代表了爱与给予的“连接”。
除了是“光之后裔”们冒险的必备品，蜡烛在《光遇》的世界里还是你们与好友们的联结，在结交新朋友时，如果你想要建立友谊，就需要向对方赠送蜡烛，在以后的好友互动中，蜡烛将成为一种特殊的“货币”，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数量来解锁从牵手、拥抱到交谈等不同程度的好友互动动作。
你还可以在王国的任意地方放置蜡烛，写下留言，让每一位路过的人感受到你的心意。
日本组建“神风敢死队”，反映了日本人怎样的性格和本性呢？
浅析日本国民性中“樱花精神”忠勇动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的夺岛之战节节败退，面临帝国生死存亡之际，日本空军“樱花特攻队”在传统武士道精神的驱动下，向进攻的美国军舰发起一轮轮，持续不断的自杀式战术攻击，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勇气，也暴露了他们极端的爱国主义情感。
日本传武的武士道精神不承认失败，他们因热衷于切腹而被称为不知投降的军队；神风特攻队大多是由16、17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敢死队，驾驶装载爆炸物的飞机，直接撞击美舰，即使面对国内的妇孺老弱，他们也以极大的耐力忍受战时的苦难，拼命生产、耕作，为所谓的天皇尽忠，“保卫祖国”。
樱花精神使日本民族意识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强调对天皇和大和民族的绝对忠诚，这种民族意识既有正向的一面，也有负向的一面，如果将其朝正确的方向发扬光大，可以成为对民族、人民大众乃至全人类的热爱；但如果将其加以扭曲，则会向病态的方向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仇恨、盲目的民族自尊心。
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正是这种病态发展的结果，面对武士道精神的野蛮与疯狂，美国感到攻击日本国土，可能会付出近百万美军士兵的性命，这是崇尚个人生命高于一切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无法接受的现实，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减少进攻日本国土的牺牲，就成为尽快结束战争的唯一选择。
美国著名学者托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描述：“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使用工具的方法是错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他们使用锯子或刨子时是拉，而不是推的；盖房子先盖屋顶，日本人做的一切都是与别人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指动词在宾语后面）人家坐椅子，他坐在地板上；鱼虾是生吃的，讲完一段个人的悲惨遭遇后，他会放声大笑；穿着崭新的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还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时，拐弯抹角，在家里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屋子弄乱了。”在世人看来，日本人的行为确实是古怪的，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由于日本人长期以来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结果，是合金文化的“合金特质”的特殊反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人的行为是多么自然了。
历史表明，日本民族是一个通权达变、适应性强的民族，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日本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与其发生关系的邻国只有中国和朝鲜，毫无疑问，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日本的独特之处在于资源匮乏、耕地稀少、生存空间狭小，如果在接受中国儒家的仁慈、礼仪、信义等传统文化的同时，再接纳其“惰性”，恐怕就难以生存，这使得日本不得不频繁地重复进口、消化、修改中国文化的过程，以便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和文明水准，天皇在历史上每逢国家重大事件，给军队、国民下达命令时，在强调儒家文化为其所用的内容时，大多不考虑仁慈，这个中国儒教的核心美德，忽略仁慈而强调忠诚，恰恰是日本儒教所独具的特征。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时，世界目睹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忠”发挥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作用，许多具有关于日本经验和知识的西方人曾认为，要日本投降是不可能的，他们坚持认为要散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及本土的日军和平地放下武器，那是天真的想法，许多日军在当地没有遭到过失败，他们坚信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正义的，登陆美军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在战争中日本人无所谓畏惧，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这些美国分析家没有把“忠”的作用考虑在内，无皇一说话，战争也就结束了，在无线电播放天皇的声音之前，顽固的反对者们曾在皇宫四周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企图阻止发表停战宣言，但是停战诏书一经播放，它就被接受了，满洲或爪哇的战地司令官也好，日本国内的东条英机也好，无人反其道而行之。（《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
“忠”的行为方式似乎最终使日本本土免遭毁灭，但这仅属文化表层因素，深入到整个民族血液深处的“实用主义的幽灵”，作为其深层文化发挥着“魔力”，日本人永恒不变的目标是自我尊重，首先必须使自己受人尊敬，一个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他根据情况需要既可以拿起也可以放弃的工具，当情况改变时，日本人也能改变其态度，转向新方向，除了少数顽固分子，日本人不认为有必要对美国占领军展开抵抗和组织地下反击，他们并不感到有固守旧有的道德观念的必要，正如本尼迪克特描述的：“外国记者们早晨手握着短枪着陆，到了中午就收起了武器，到了傍晚他们就外出购买小商品了”，对日本人来说，只要多数人同意，它就是“正确”的，比如德川时代，拥护德川幕府体制被视为“正确”，而后来“尊王攘夷”却成为正确的，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大力宣传“世界一同”，但战败后，日本人认为，既然在太平洋战争中粉碎了日本这架使人敬畏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发祥于一个民主社会，民主显然就是不二法门，和平与民主就立即成为日本至高无上的奋斗目标，对日本人而言，时代不同，正义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日本神风特攻队用自杀的方式效忠天皇、保卫国家，到转瞬间军队全部放下武器，再度效忠天皇，替国家分忧的行为了，因为日本是一个没有“绝对正义感”的功利主义民族，在面对生存危机时，他们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日本的文化特色和心理状态与西方截然不同，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灵活应对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更是对其内部复杂心理状态的一种巧妙表达，日本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的坚韧和智慧，以及他们对于“忠”、“实”等价值观的理解和实践，都体现了他们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