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人们喜欢如许叫
今天，汉文中的“西藏”（藏文为bodljong）一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处所，是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藏文为bodrangskyongljong），有时简称为西藏（bodljong）。西藏自治区的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生齿228·88万，全自治区划分为1个地级市即拉萨市、日喀则、阿里、那曲、林芝、昌都、山南等6个专区，下辖1个县级市本日喀则市、71个县、1个县级城关区、899个乡，31个镇。
自治区首府设在拉萨市。
跟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开展，交通和通信前提的改善，以及区域间交往的频繁，“西藏”那一名词在汉文的报章杂志、电视片子、新闻播送中经常呈现，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固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它的来历和意义停止过研究，提出了一些解释。
但是关于那一名词的来历，不只是在社会群众之中，以至在专门研究藏学的学者傍边，可以讲解清晰的人也其实不良多。并且在现今已经提出的一些说法中，仍存在很多疑难之处，那是因为汗青上藏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对青藏高原各部门的地区名称和对藏族的族称曾经发作过屡次变革，并且那些汗青上的名称互订交叉和影响，使得至今对西藏和藏民族的称号及其含义仍然存在较为冗杂的情况。
7世纪吐蕃王朝鼓起，同一青藏高原的大部门，所以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号吐蕃王朝，同时也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区，有时还指吐蕃王朝的各部落，做为族称。“吐蕃”一词的含义和来历至今在学术界还有差别的解释，或认为源于藏语，或认为源于吐谷浑语，或认为源于突厥语，或认为源于汉语对南凉秃发氏的称号，仍然难以得出结论。
不外从敦煌出土的藏汉对照的词语文书看，至少在吐蕃王朝的中期以后，“吐蕃”似乎应是藏文中吐蕃王朝的自称bod的对应词，是bod的音译。现实上，bod做为地区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呈现，最后可能是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号，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号，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那些部落栖身的地区的名称。
藏文史籍中说，在吐蕃王朝之前，曾有十二种部落集团统治过，此中有两次是用bodkhams来称号其统治的地区。吐蕃王朝鼓起后，用bod做为自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bodchenpo（大蕃）来对应唐朝的自称“大唐”。因为吐蕃王朝的同一青藏高原，高原的各个部落集团构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吐蕃王朝的自称bod演酿成为藏族的自称。
吐蕃王朝固然对外将其所占有的地区总称为“吐蕃”、“大蕃”，但是在其内部区别各个地域时，别有惯用的名称。吐蕃王朝最早将其本部划分为四个“茹（ru）”，包罗了今天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雅隆河流域，汗青上不断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社会经济最为兴旺的地域。
在习惯上又因雅隆河谷是吐蕃王朝王室发源之地，拉萨是吐蕃王朝的首府，故称此中拉萨河流域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dburu”和“约茹gyoru”为“卫”（dbus），意为中心部门，将年楚河流域及其以西以北的“叶茹gyasru”、“茹拉rulag”合称为“藏”（gtsang），意为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两岸地域。
“卫”和“藏”合称为“卫藏dbusgtsang”，即暗示吐蕃王朝的本部地域。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开展的通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域之意。
跟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标的目的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畴逐渐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域称为“朵思麻”（mdosmad），即“多康”地域的下部，又因那一地域包罗阿尼玛卿山（Amyesrmachen）和朵拉仁沃山（mdolaringbo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mdo）地域。
“多康”的其余部门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敦煌本吐蕃汗青文书》中有吐蕃王朝调派大臣主持那三大片地区的军政领袖别离举行盟会的记载，如许，因为吐蕃王朝的行政区划，到吐蕃王朝的后期，甚至在吐蕃王朝瓦解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四百年的团结期间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多康mdokhams”、“朵思麻mdosmad”等三大部门。
元朝同一藏族地域，拔擢萨迦派成立处所政权，同时元朝在青藏高原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开初，元朝在河州设立吐蕃宣慰司，做为办理整个藏族地域的行政机构，八思巴在1272年到1274年还为此在河州栖身两年多。后来因为所辖空中太大，又在康区设置一个宣慰司，到1280年八思巴圆寂后，元朝为了施政的需要，又在卫藏设置一个宣慰司。
如许，到元朝中期时，整个青藏高原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一是“朵思麻”，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今青海省大部、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坝一带；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时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三是卫藏阿里，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藏（即吐蕃王朝时的“卫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域，也便是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区域的大部。
元朝在总称藏族地域为“吐蕃”之外，在讲到藏族地域的各个部门时则常用“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名称。因为元代藏族地域又被归入“西域”的范畴，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蕃（或写做西番），藏族被看做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时又习称藏族地域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那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号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暗示方位的“西”字。
那种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换成“西蕃”、“西番”，是后来呈现“西藏”一词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却并非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对藏族地域根本上秉承元朝旧造。不外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那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做为汉文地域名称，又因那一地域邻接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
对“朵甘思”地域，明朝设朵甘卫。关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批示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的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白范畴的地区名称。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权力再入青海，俺答汗为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边会见，其子宾兔筹办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议论应否赞成俺答汗建寺迎佛时，兵部给事中蔡汝贤在奏折中说：“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在，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
（《明实录·神宗朝》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卷三十七）那是汉文史猜中最早见到的“西藏”一词，但是综不雅上下文义，还有“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和“虏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镇通官会话约誓，摘留头子禁治诸夷，依期贡市，并乞传甘肃、西宁开市卖茶。
督臣以闻。兵部尚书王崇古言：今岁春初俺答以书送边寄臣，谓其侄孙套酋切尽黄台，请赴西海迎奉活佛。臣久闻套裘比年抢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携寡西援，以求抨击。····”故知此处的“西藏”，应当是“西海”之误。并且“西藏”一词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也仅此一见，因而它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没有关系，不克不及看成是“西藏”一词最早在明代呈现的实例。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结合藏传释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而清朝鼓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域成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起头称西夏为唐兀）。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那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
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域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渐领会到藏族地域各个部门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各部门的名称也不不异。除持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域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成“西藏”。
“西藏”一词在《清实录》最早呈现于《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准惹事。
’”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区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达赖喇嘛管辖的地域，仍用差别的称号。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恳求封第巴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
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
今不雅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
谆切奏请。?戎铮奁癫荒畲锢道锿ㄊ剐蘩窭心晁酰壳译奕舨患泳煨簦敛毓竦冒财渖 ぁぁぁぁ闭饫锟滴趸实鄱啻纬莆鞑匚巴敛毓保蔷驮谡馔保宄僭焙臀氖橹杏殖莆鞑匚谒疾兀纭肚迨德肌房滴跞迥昃旁鹿锖ヌ踔兴担骸袄矸阂楦矗骸拇ㄑ哺в谘臼柩裕撼甲裰蓟嵬谒疾乩镉俚炔榭贝蚣亟纾悦骷局两瘢的谕了舅街兀巳氚嫱肌５思瓒壬哟δ昃茫掖锢道镌糇啵识髯夹校θ允姑骋住！酥掠π形拇锢道铮瓜陀僮裥泄芾怼９叵低了局拢了竟芾恚鹬律隆Ｖ链蚣慕唤缰兀酶覆楸ú浚嗳胍煌持究梢病！薄肚迨德肌房滴跞四辏?699年）七月庚辰条四川提督岳升龙奏疏中说：“打箭炉原系本朝邦畿，竟被乌思藏强行侵犯。
····”同年闰七月壬子，岳升龙又奏：“····臣查打箭炉遍地处所，向系藏人并吞，抚臣畴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犯处所，行议商业。目今诡谋密计，买瞩藏番撤兵，仍将经造弁员送与藏番为量。”《清实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庚子条清朝刑部衙门题奏：“····查于养志系边陲大臣，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品之人。
”而同年七月庚子条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议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意向时又说：“····朕巡幸蒙古之地颇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哈拉乌苏等艰险之处，途径甚恶，断不克不及往伐。”可见在那一期间，清朝上下对西藏地域的称号仍有多种，在称土伯特之外，也称乌思藏，而四川父母官员中将乌思藏简称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称号也起头呈现。
不外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就屡次呈现“西藏”一词，此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寡台吉等未辨虚实，相互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寡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寡台吉之使前去西藏，至噶木（达木）处所见拉臧，……’寻议：‘……青海寡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未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去西藏协同拉臧打点事务。
’得旨：‘依议。其办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办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典范，为青海诸寡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
’从之。”那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频频利用“西藏”一词的事例。1721年清军摈除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造平定西藏碑文》，此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那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域定名为“西藏”。
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域，迄今还未见深切切磋。
“图白忒”用做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合适用来专指卫藏地域，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不异，也不宜用做某个地域的专名。康熙皇帝还曾经把“卫藏”中的“卫”误会为《禹贡》中所说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说：“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克不及知其所在。
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大要后来康熙皇帝也发现此说有误，故不再对峙。康熙皇帝还曾经把西藏地域间接称为“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收到清军从噶尔丹的使者那里截获的噶尔丹写给西藏达赖喇嘛、第巴桑结嘉措、拉穆护法、乃穷护法等人的信件后，康熙皇帝在信件开首处墨批“噶尔丹致西地书稿十四件”存档。
《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话时又说：“国度承常日久，武备不成一日少弛。····西地强健者咸欲当兵，南方则否则，自己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寡。”可见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域都称做“西地”。
而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附近，且卫藏地域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门，因而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便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今查《满汉大辞典》中，“西藏”一词的满文是wargits’ang，而“西城”一词的满文是wargi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一词的满文是wargiba，意为“西面的处所”。
那里两次提到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wargidzang，也便是“西面的藏”。由此揣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做“西藏”，如许才呈现了汉文的“西藏”那个天文名词，那可能是一个比力合理的解释。
到雍正初年，跟着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间接统治了整个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派四川提督周瑛、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察勘规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其时确定玉树四十族归青海，藏北三十九族归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四川和西藏以安好山为界，安好山以西属西藏，安好山以东属四川，迪庆中甸属云南。
后来“西藏”的范畴还有过一些小的变更，但是大致上以雍正年间的划分为根底。
不外，虽然在康熙皇帝的后期清朝的汉文文书中普遍利用“西藏”一词，但是似乎并没有正式确定齐截过。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加封颇罗鼐时，仍封他为“打点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所颁银印的印文即为“打点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之印”。
而乾隆皇帝在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录用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在新达赖喇嘛成年以前代办署理达赖喇嘛权柄时，赐给第穆呼图克图“办理西藏事务掌黄帽教法班丹诺门汗之印”时，印文上的满文将“西藏”一词仅用“dzang”一字对应，可见到乾隆期间满文关于“西藏”已经能够用“dzang”一个字来简称。
至于私人著作，仍有记述西藏的书冠以“卫藏”名称者，如出名的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和琳所编的《卫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后的汉文史籍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命名词，而“乌思藏”、“卫藏”的名称不再有人利用。
因为清朝将“卫藏”地域命名为“西藏”，“藏”成为“乌思藏”、“卫藏”、“西藏”称呼中的主体字，“藏”从原来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两岸的公用地名酿成对整个“卫藏”的简称，以后遂有以拉萨、山南地域为“前藏”，以日喀则、江孜地域为“后藏”的习称。
并且那一名词的造定，还对中国其他各民族对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称号形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在民国期间又以“藏族”取代“吐蕃”、“西番”、“番族”等称呼，成为汉语对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称。因而，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藏语”，文字被称为“藏文”，他们崇奉的释教也被称为“藏传释教”。
我们能够设想，若是清朝没有以“西藏”取代“乌思藏”、“卫藏”的称号，对藏族就应当沿用“吐蕃”、“西番”、“图白忒”、“土伯特”的称号，在民国期间就可能被称为“蕃族”、“土伯特族”，那么，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根据一般的定名原则，就有可能是被称为“乌思藏蕃族自治区”或“卫藏蕃族自治区”、“乌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一词即成为西藏自治区的简称，在与其他省市并列时，有时又简称为“藏”。
英文Tibet一词，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前人称藏族为“土伯特”，在元代经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也便是源于藏族的自称bod。
在民族称呼上，Tibet对应于“藏族”；但是在地区称呼上，Tibet有时对应于“西藏”，有时又泛指整个藏族地域，与“西藏”的含义有严重不同。在法、德、俄、日等文中也是如斯，那是翻译外文材料和将有关西藏的材料译成外文时需要留意的一个问题。